反送中6周年前夕，在台灣成立的香港行動文獻庫於英國倫敦舉辦 《記憶對視》展覽，展出部分跟香港社會運動及港人身分認同的物件及文件。

策展人Sienna Lau接受《棱角》訪問時，提到展覽的設計及空間規劃，均希望邀請參觀者可以跟展品對話，將香港的互動地圖置於中心點，在開放的空間中，呈現各人不同的生命經驗，讓他們可以跟人分享自己的香港記憶。

從物件呈現個人生命經驗

展覽策展人、香港行動文獻庫典藏總監 Sienna Lau 特別分享，展覽猶如一個尋找記憶的實驗，並沒固定路線，「記憶本身是非線性，展覽是呈現主題，與及記憶的步驟。」

展覽以一個互動香港記憶地圖作為唯一的核心，探討如何保存記憶及檔案，又與「香港社運口述歷史計劃」合作，由受訪者的社運經驗起始，以香港行動文獻庫過去數年收集，關於香港社會運動的物件圍繞，構成相互對話。

組織提到，作為行動者希望透過檔案的保存，掌握自身的話語權。以檔案行動主義（archival activism）為方法，讓檔案與行動相互應合，使歷史回到社群手中。

「我會想，這個設計，有沒有將一些話語硬放到物件之中？有沒有歪曲到事件的呈現？」物件是記憶的載體，也是邀請參觀者跟展品一同對話的契機。

她提到展覽是一個實驗，是邀請參觀者先閱畢展出的文件，再讀旁邊的口述歷史，抽取兩者摘要，跟展品互相對話。「我們不是想作任何 judgement（判斷），而是兩者可以互相尊重及對話。」

口述歷史中，各受訪者有不同的生命經驗，對於遊行或社會運動，以至1980年代的香港人身分，也會有不同的解讀。旁邊的文物是輔助參展者理解過去時空的背景，再從口述歷史了解身在當下的個人，如何就香港的社會問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以至政治決定作出不同的抉擇。

由感官去感受香港

展覽場地 Hoxton Arches 位於鐵路橋底下，磚砌的天花構成拱頂，「這個 Raw（粗糙）的天花板，剛好跟社運物件配合。」

Sienna 也強調，尋找場地時刻意不想從單單是一個 White Cube（純白空間）從零建起，而是考慮參觀者與展品的距離，以及場地跟展品的配合。

她們刻意在一個低矮的拱位，放進電視播放香港的街頭巷裡畫面，捐贈者從「雨傘運動」收集到的飾物，以及一個每天更換的香港食物，邀請參與者坐下 － 雖然忘了加上座墊 － 從視覺及嗅覺，以各種感官去感受香港。

「在一個非常 intimate（親密）的位置，擺左 intimate 的主題。」展覽沒有用盡用所有空間，更多是刻意留白，提供參與式的空間，讓參觀者可以坐下，或參與工作坊，「同朋友傾計，睇住展覽時同人傾，同埋睇故事。」

「無法回家的人，請朋友錄下香港的影像，藉此回味舊日的時光，也試圖感受此刻城市的脈搏。」－ 來自香港的明信片，影像，2025。

一個電單車頭盔，是從內裡被打穿。縱然不能觸碰，Sienna邀請《棱角》嘗試一嗅頭盔內的味道 － 熟悉的燃燒塑膠味道，刺眼催鼻的催淚彈遺留。「之前頭盔一直放在貨倉，剛剛拿出來展覽，打開膠袋個下，個味道更加誇張。」

香港行動文獻庫的創辦人自 2003 年起收集香港社會運動相關的物件，過去數年收集近 5 噸「文物」，包括 4 噸來自多個公民社會組織的文獻及檔案，另外有超過 1 萬件物件共重 1 噸。

「啲野太多啦！要搵出來都好難！」Sienna 坦言今次要選擇可以配合口述歷史的物件去展出已經十分困難，日後在台灣或各地的展覽，會提供更多可以觸摸的物件。

從地理位置連結香港記憶

兩位不願具名的參觀者，提到展覽正正能夠提供空間讓他們思考。他們提到，抗爭相關展覽多是重覆 2014 年或 2019 年的影像及文宣，「情感的宣洩為主，較為平面」，感到《記憶對視》終提供一個香港社運的脈絡，有更多的個人敘述，更貼近自身感受，能夠推己及人，「讀到、聽到受訪者的聲音。」

「展覽是一個讓個人可以反思，練習記憶，及書寫個人敘事的方法。」Sienna 明言，香港現時困局在於令人窒息，「講咩都無人聽，展覽正喺想畀人感到可以控制，有agency（能動性），可以每個人講自己獨立的記憶。」

場地最正中心的可移動白牆，策展者將之改成投映互動記憶地圖的位置，呈現重視每個人的能動性， 「畀人感受參與式記憶，側邊展品反而是延伸，呼應地理同土地，以地方為焦點，讓人自己記低曾經一個地方，發生過咩事。」

為什麼每年遊行都要在維多利亞公園開始？社會運動的抗爭，往往跟地理有所扣連。展品有一大張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1991 年反對《公安條例》的聲明，旁邊是《壹週刊》2003 年的開版相，配以兩個談到 2003 及 2004 年的大遊行時，兩個中小學生的參與。

「《公安條例》限制集會自由，於是每年最容易批出（集會許可）就是維園，但當中都有有自己嘅resilience（韌性）去對抗條例。」記憶跟地方有所扣連，抗爭亦然。

「點解唔係自己將自己嘅野賦予意義？」

香港人的身分或然是虛，但從來地方也構成身分一部分。「地圖能夠 encapsule（包涵） 好多嘢，鋪頭會唔同，街會 rename（改名），海會填…」

香港行動文獻庫選擇將地圖設計成最簡單的層線，「畀大家諗香港係無分時間，記憶會超越香港生命同政體，所有野都唔及土地…」「點樣呈現地圖已經有好多思考。」

地圖現時有 300 多個記錄，全部由公眾提供，「我們不是 authority（權威），authority只係生命的一部分。從自身局限，睇到 authority 局限，以自己 authority，去見到 agency。」

這種反思，正是想讓香港人意識到，整個社會運動不單是抗爭者的參與，而是每個人以自己方式，為「香港」賦予意義。

「點解唔係自己將自己嘅野賦予意義？」Sienna 不斷強調，展覽不單單是為吸引香港人，更多是想吸引對社運有興趣，對香港歷史有感，以及對社會科學議題設定及框架設定有興趣者。

至少，有些來參加工作坊的本地人，竟然是從 TikTok 的文化 KOL 見到介紹而來參與。

《記憶對視》展期將到下周一（26日），Sienna 指下一步或會回到台灣另設展覽。

香港行動文獻庫（HKAA）是一個由在台港人和台灣社會行動者成立的非牟利組織，其宗旨是收集、保存和推廣與香港社會運動及政治歷史相關的物件、文件和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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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反送中」運動兩度被判罪成的大埔前區議員文念志（Ivan），今年6月在社交平台發文，指自己完成所有判刑後，已決定離開香港，赴英國開展新生活，而其中一個令他「非走不可」的理由，是收到一封來自教育局的信件，指他由於涉及兩宗案件，將重新考慮他成為教員的資格。

Ivan向《棱角》表示，教育局重新考慮其教員資格，是他決定離港的導火線，「教育局的理由寫得很虛無縹緲，並沒有說完全取消資格，但就指會重新審視有案底的人，既然它都說得如此明顯，那就離開，」他認為在香港再跟他們糾纏下去沒有效益，希望避開令自己陷入危險的地方，移民英國尋求其他發展方向。

香港政府從沒放棄清算社運人士

Ivan曾批評當局從沒放棄清算社運人士，未來生活無法保證。「坐完監出來之後，我發覺面對社會更大壓力，即是只能做一些較基層的職位。」他試過再做紮鐵，卻不幸令腰部受傷，之後轉行做跟車送貨，對他來說，香港很難令他繼續愉快地生活下去。

「香港的政治環境愈來愈嚴峻，我會形容都是『白色恐怖』，一把刀最恐怖的地方，不是它斬下來那刻，而是它架在你的頸上，介乎斬與不斬之間，你還要猜想那把刀何時才會斬下來，真的很不安。」Ivan回想移民英國時，飛機起飛那一刻，才真正放下心頭大石，「以前的生活實在太累，我很希望可以在這裡休息下。」

因為過往的種種經歷，Ivan患上嚴重抑鬱症，移民英國反而給予他一個喘息的機會，令身體回復平靜，「來到異地，起碼不用擔心香港有的煩惱，望到不同風景，覺得很舒服。」

「不論怎樣，跌倒了就爬起來」

現時Ivan對未來並沒有太多計劃，現階段的目標是好好休息，這幾年的經歷令他學會迎接不同會發生的事，也令心態放輕。

「我離開香港的時候，我媽都跟我說了一句話：『離開香港很大勇氣』，因為來到一個未知的地方，這件事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有時候在想，來到就珍惜，甚麼挑戰都好，自己逐步逐步解決，希望自己能做到。」Ivan又指，未來有很多未知數，不會想得那麼長遠，「我知這個世界上很多人要『生涯規劃』，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因為不論怎樣，跌倒了就爬起來，再思考怎樣再走。」

移民仍心繫香港 無後悔參與政治

雖然已移民英國，但Ivan仍然心繫香港，每日都會留意香港發生的事，對他來說，知道但無辦法改變，也是另一種壓力。「我自己每日早上起來有個習慣，就是開商台聽，我很喜歡Do姐的節目，希望可以放鬆下，知道發生甚麼事。」他最近看新聞留意到香港記者收到恐嚇信，但除了記協之外，沒有人替他們發聲，「我自己很擔心一件事就是，究竟香港還有哪些人可以代他們發聲？」

Ivan表示，香港的事很難再去管，但也不是這一刻能回答如何抽離，心中仍牽掛著一些無法離開的人，「我相信有更多人比我受更大的苦難，『初選案』他們完成了求情，每次看到這類新聞，其實個心真的很『噏住噏住』，不敢想像他們的刑期，只能夠祝福他們。」2019年發生的事令他更加覺得，政府有自己的說法而人民無辦法反抗，「我無後悔過自己參與過政治，亦都覺得能夠參與過，是我的光榮。」

除了放不下香港發生的事，令Ivan最掛念的，是仍然身在香港的家人、朋友，「在朋友圈入面，他們都覺得我是一個交友圈很廣的人，但交心的亦都有幾個，我很想念他們；從小玩到大的堂弟、堂妹，希望大家都生活安好。」曾經在大埔生活多年，他仍然記住大埔街坊和那裡的一草一木，「馬上想起有些店舖倒閉了，想起林村河，因為我曾經住的地方遠望條河，希望大埔的街坊好好生活下去。」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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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後，香港迎來第二次移民潮。自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後，加拿大和英國於2021年分別推出「救生艇計劃」和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5＋1」移民簽證，短短三年已吸引超過20萬港人申請簽證。根據加拿大移民部（IRCC）最新數據，截至2024年4月底共有7,321人透過救生艇移民途徑獲批簽證，2023有5,030人獲批，2022年有1,046人獲批，2021年該計畫首次啟動時則有668人獲批。

英國內政部今年2月亦公布最新的BNO「5＋1」簽證數字，去年全年共批出37,603宗申請，其中28,303宗申請是在英國境外獲批，其餘約9,300宗獲批申請者是已身在英國。BNO「5＋1」計劃於2021年推出，首年即吸引大批港人移英，有多達96,418宗申請獲批，之後隨着申請人數有所放緩，2022年獲批簽證回落至57,137宗，至今三年合共批出191,158宗簽證。

回歸20多年，為何熱愛這片土地的香港人紛紛離開？2019年6月，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發「反送中」示威浪潮，過萬名示威者被捕，官方將其定性為「顏色革命」並鐵腕鎮壓。有別於過往的民主運動，《逃犯條例》牽連甚廣，威脅香港司法獨立，就連商界亦首當其衝受到影響，一向被視為親建制的商人，今次也選擇站在示威者的一方，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政治啟蒙運動。誰也沒想過，由「港豬」成為抗爭者的代價，竟然是生意「一鋪清袋」，在政權的壓迫下，他們迫不得已離開香港，有人選擇另起爐灶，在外國重新創業，亦有人選擇找一份安穩的工作，但不變的是，這群對香港失望透徹的「倖存者」，仍堅持在異地繼續發聲。

Chickeeduck老闆周小龍：香港所有生意已經無得做

有「逆權商人」之稱的香港童裝連鎖店Chickeeduck老闆周小龍，因為表態支持「反送中」運動，生意幾乎一鋪清袋，2023年Chickeeduck最後一間門店在香港結業後，他便隻身來到英國，「起初沒有想過留低，但為了令家人安心，決定在境內申請BNO簽證。」周小龍表示，相當慶幸在「反送中」期間，家人沒有施加任何壓力，「過去四年，岳父岳母沒有說過我一句，但現今的政治形勢令他們感到不安。」他又指，太太曾稱讚Monica（戴耀廷太太）很堅強，但她表示自己並非Monica，出於對家人的尊重，他決定移居英國，並在當地創立家居工程公司Handeeduck，創業是看見當地有家居工程的商機，同時希望為移英港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反送中」期間，周小龍以敢言見稱，不但參與「反送中」遊行，更接受《蘋果日報》的訪問，此舉竟引來中國公安的關注，「我在長沙有一個溜冰場，接受《蘋果》訪問後，竟然有中國公安到我長沙的溜冰場，要求跟我面談，我以Chickeeduck老闆身份受訪，跟長沙公安有甚麼關係？」周小龍坦言感到氣憤，更堅決地反對《逃犯條例》，此後，他便高調表態支持示威者，更在荃灣愉景新城的Chickeeduck店內，放置兩米高、手持「光復香港」旗幟的港版「民主女神像」，並在店內設連儂牆。

敢言的後果是持續遭建制陣營圍攻、被香港警方國安處搜查店舖、被親中傳媒追擊。「6月、7月那些敏感日子，幾乎每個星期都有政府部門上來舖頭，說有人投訴我們違規，生意如何做得住？」

不過，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並非Chickeeduck結業，而是香港營商環境早已大不如前，尤其是「反送中」後，政權再度收緊。周小龍形容離港時的營商環境：「香港所有生意已經無得做。」他又憶述90年代在泰國做生意，當地人相當尊重香港生意人，但最近再見當年在東南亞認識的生意夥伴，他們不約而同地表示香港今不如昔，當地 Young Presidents’ Organization（YPO）的會員，也不再把香港當成聚腳點，反而轉向新加坡。「因為當權者的所作所為，令香港在國際間聲名狼藉。」他坦言，不再因為香港人的身份而感到驕傲，「日後香港身份證過期、特區護照過期，我不會再續。」

黃店老闆阿棠：唔係因為個仔，都唔會諗移民

對於黃店老闆阿棠來說，2019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除了發生過「反送中」運動，還是他兒子出生的一年。當年，他在黃大仙開了一間小食店，做街坊生意，原本安穩地過著小日子，眼見示威浪潮發生了種種的不公義，他亦由「港豬」變成抗爭者，高調表態支持抗爭者，亦在店內設連儂牆。「為了下一代抗爭，如果香港變得不像樣，日後我的兒子怎麼辦？」

有了「黃店」認證，阿棠的小食店不時受到政府部門騷擾，但他卻沒有因此而噤聲，更曾接受不少網店訪問，發表「反政府」宣言。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很多人都認為敢言的阿棠有被捕風險。「2021年英國推出BNO『5＋1』移民簽證，不少相熟的街坊、朋友都勸我們離開。」

不過阿棠坦言，若不是因為兒子，他從未想過移民，「一來香港是我的家，二來父母都在這裡」，但眼見很多「手足」被捕入獄，而兒子年紀尚小，不能失去任何一個家庭成員，最後還是決定關掉小店，於BNO「5＋1」實施首年，舉家移民英國，「當時關店並沒有對外宣布移民的消息，只有相熟的街坊知情。」

在異地生活需要一段適應期，一方面是文化差異，另一方面需要找工作維持日常開支。阿棠表示，他年少時曾在外國生活過一、兩年，知道外國生活會比香港悶，但太太並未在外國生活過，初時很多方面都不太習慣，更曾出現輕微抑鬱，「剛到埗太太未有車牌，我又要上班，整天只有她和兒子，因此情緒有點不穩定。」他又透露初時住在Croydon，當時不知道那是治安較差的區，出入都要較小心。慶幸的是，兒子年紀尚小，對生活狀況未能理解，並未需要適應。

雖然生活不容易，但他們還是決定留下來，主要還是希望下一代能生活在自由的國度，「擔心兒子被洗腦，變成『小粉紅』，小朋友在香港讀書，教科書的歷史被篡改，六四又不能說，如何讓他們學會辨別對錯？」阿棠認為兒子在英國讀書，功課較少、壓力較小，會比較快樂。「我不是怪獸家長，不會將自己做不到的事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因此不要求望子成龍。」

現時阿棠一家三口已在英國生活三年，他們已搬到治安較好的區份，亦有相對穩定的收入，生活開始安穩，但他們仍未忘記繼續為香港發聲。「在英國認識了很多香港朋友，每一個遊行集會活動，大家都會相約同行，如果移民外國的都不做，留守在香港的人怎麼辦？」阿棠仍然期望有一日能回到光復後的香港，「他朝有一日，如果香港光復，這群在英國生活的香港人可以把在這裡賺到的錢和經驗，帶回去重建香港，我們深信只有這樣，香港才可能變回跟以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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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運動及其後的《國安法》，全方位打壓香港人，促成過去幾年新一波的移民潮。在加拿大，有移居港人於2022年成立新的抗爭組織「溫哥華手足」，他們每年都舉辦反修例運動的周年行動，今年的主題為「說『好』香港故事」，在周日（6月9日）已經設立展覽，說明香港現況，而在周三（6月12日）「612」五周年當日，組織會舉辦默站，悼念因抗爭而離世的香港人。

成員Rachel接受《棱角》訪問時指，定下該主題的原因是，目前香港的民主及自由狀況崩壞，但政府仍大肆揮霍，以煙火、無人機等去粉飾太平，所以他們的展覽就是要說出真實的香港情況。例如在「遊行、集會自由」的攤位中，他們設立了一個「示威區」，讓有意了解更多的當地居民知道，原來現時在香港參加遊行集會，要在指定範圍內戴名牌及登記資料，亦不可以與傳媒溝通等，又引用近日在六四晚上被警方帶走的人做例子，呈現今日的香港有多荒謬。

另一個有關「人權」的攤位，他們就擺放政治犯的資料，及仿傚政權對待黎智英等「重犯」的方式，用鐵鏈將一名「未被定罪」的義工綁起，將其與現場擺放的黎智英被鐵鏈鎖起押送時的相片作對照。而有關「言論自由」的攤位，他們參考在窗上貼出「35/5」字眼的香港獵人書店的情況，指出他們因此而被警方高調針對，進出書店者被抄下個人資料，亦展示已不能在圖書館找到的「禁書」，並藉此提醒加國國民要注意網上言論，小心會被指控，重申加國政府已就此對香港發出了旅行警告。

Rachel指，活動最終吸引約200-300人參觀。不少本地人都希望了解更多，或查詢在加國如何可以為港人提供幫助。Rachel表示，舉辦活動「即使是好微小的事，但只有一個人在香港，知道我在支持他們，我就覺得這值得我去做」，與此同時，她亦認為有責任讓本地人認清中共滲透干預的嚴重性，並了解應如何去抵制。

Rachel當初決定移居加國的原因，是覺得在香港好壓抑，「例如穿上全黑衣服出外，就已經會有被截查的風險」，對她而言，能夠繼續發聲，就是推動她在加拿大生活的動力。回想自己仍在香港的時候，每當見到有海外港人在聲援，心裡總有一絲感動，「我相信在獄中的人，如果知道海外的人繼續有人努力，表達沒有忘記他們，他們都會聽到」。

反修例運動轉眼已經5年，被問及對此的感想，Rachel指除了覺得時間快速流逝之外，亦對香港現狀感到痛心及無力，「例如日前有條影片，問人記不記得6月9日的事，我感到痛心的是有人明顯記得，但因恐懼而說不知道」。離散在外，或許能夠做的比牆內的人更多，但實際如何走下去，Rachel覺得大家仍在摸索，例如「光復香港」是甚麼，她同意或沒有確切答案。

但Rachel可以肯定的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唯有踏前才有出路，「距離光復香港、獨立或中共倒台的目標好遙遠，所以我們現在的工作是聚集在溫哥華的香港人，亦連結其他地方的香港人，向這些方向前進，一步一步去做。起碼我們現階段不要遺忘，要繼續去講中共惡行，繼續建立獨立所需的民族身份認同」。

她指出，海外亦有不少港人自發進行各式各樣推廣香港民族、文化或語言的活動，他們都會參與，「不一定要有組織才可以」，她亦鼓勵大家從日常生活入手，如周日的行動，他們派發的單張有初選案47名被告的相片，「我們就會跟參加者講，請向最少一個朋友、身邊人講這件事情，幫助將情況傳開，即使只影響一個人，只做到一小步，亦已經很好」。此外，如積極分享新聞、抵制中國製產品，參加國會聯署等，她認為亦是一些日常生活中，可以持續進行的事。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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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府於5月17日刊憲落實註冊局改組建議
• 海外前香港社工及社福界人士發起意見調查
• 超過九成（96.7%）受訪者反對修例
• 報告研究者：憂針對反修例活躍社工

港府於5月17日刊憲《2024年社會工作者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以落實註冊局改組建議，社工註冊局的組成，由現時8名民選、7名委任，增加委任成員數目至17人，但民選成員數字維持不變。一群居於海外的前香港社工及社福界從業員，發起了一項針對香港社工註冊條例修訂的意見調查，收集現居於海外的香港社福界同工的意見，以表達關注及反映意見。

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96.7%）受訪者反對修例，認為港府修例將削弱社工專業自主，控制社工專業的話語權，令業界更難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保障人權和捍衛社會公義。報告亦指，超過七成受訪者（72.5%）不同意擴大「香港社工註冊局」成員人數；超過九成受訪者（93.7%）不同意政府「完善註冊局管治，令註冊社工能夠更有效地保障廣大社會的利益及維護國家安全」的說法。

報告研究者李大成向《棱角》表示，港府大幅增加社工註冊局的委任成員，但選委成員人數卻保持不變，質疑港府修例的背後是希望控制業界，不讓曾參與2019年「反送中」運動並留有案底者擔任社工，「若社工做倡議工作，會否觸犯條例而被釘牌？今次修例一定會對業界造成壓力。」

過去按註冊條例，註冊局15名成員中有8名由註冊社工一人一票選出（佔54%），然而在今次修例後，民選註冊局成員比例將被大幅減少並成為少數（只佔30%），讓社工透過民選代表入局以反映意見的渠道被削弱，專業自主也可能因此而備受威脅。李大成建議港府擴大民選成員數目，讓不同社福界持份者進入註冊局，才能令聲音更多元。

社工憂強制參加「國安法」指定課程

報告又指，大部分受訪者不認同社工的「維穩」角色，事實上，社工的專業價值是尊重個人自由和尊重個人價值，而核心工作是追求社會公義，幫助弱勢社群改善生活，也協助個人及家庭解決困難；李大成憂慮，社工的專業價值與港府所定義的「有效地保障廣大社會的利益及維護國家安全」或有衝突，他又批評港府修例要求註冊局成員均需宣誓，可能置社工於價值和信念的兩難的狀況，令社工處處害怕誤踏紅線，嚴重限制社工專業實踐。

另外，修例訂明社工專業的持續專業發展要求，有社工憂慮要強制參加與專業無關的「國安法」指定課程，如未能按法例要求進修，可能影響續牌。李大成建議港府清楚解釋持續專業發展的要求，不要讓「國安為先」影響香港社工履行「國際社工聯合會」定義的職責。

該份調查報告由2024年5月20日至22日透過網上進行，對象是現居住於海外的香港人社工及前社福界從業員。研究者使用結構性問卷，以不記名方式透過滾雪球方法（Snowballing method），從海外社工網絡邀請合資格的被訪者填寫，總共收到424份完成的問卷，剔除不是受訪對象（移居前並非社工／社福界從業員）的問卷後，有效問卷的數目為397份。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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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政司早前就《願榮光》向法庭申請禁制令，高院原訟庭拒絕後上訴
• 上訴庭根據特首證明書頒下判辭，指傳播該歌曲屬刑事行為構成國家安全風險
• 上訴庭認為有迫切需要頒禁制令，律政司上訴得直
• 《願榮光》原版及多個版本在Youtube、Spotify、iTune等網上音樂平台暫未下架

律政司早前就「反送中運動」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下稱《願榮光》）向法庭申請禁制令，高院原訟庭拒絕後上訴。上訴庭周三（8日）根據特首證明書頒下判辭，指傳播該歌曲屬刑事行為構成國家安全風險，有迫切需要以禁制令協助，故裁定律政司上訴得直，並批出禁制令。

律政司提出禁止傳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作非法用途，指有關禁令旨在他人利用歌曲煽動他人分裂國家，要求網上平台將相關32則影片下架，強調「新聞活動」及「學術研究」等合法行為將不受影響。上訴庭表示接納行政構關的評估，單憑檢控不足處理嚴重刑事檢控，因此有迫切需要以禁制令協助，維護國家安全。

上訴庭指出，若要對「未被辨識人士」採取個別法律行動，做法未必可行。較有效方法是要求網絡平台營運者，停止為其平台上的傳播歌曲者提供便利。《棱角》到訪Youtube、Spotify、iTune等網上音樂平台，《願榮光》的原版、英語版本、管弦樂團及純音樂版本等暫仍未下架。

新聞來源：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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