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6周年前夕，在台灣成立的香港行動文獻庫於英國倫敦舉辦 《記憶對視》展覽，展出部分跟香港社會運動及港人身分認同的物件及文件。

策展人Sienna Lau接受《棱角》訪問時，提到展覽的設計及空間規劃，均希望邀請參觀者可以跟展品對話，將香港的互動地圖置於中心點，在開放的空間中，呈現各人不同的生命經驗，讓他們可以跟人分享自己的香港記憶。

從物件呈現個人生命經驗

展覽策展人、香港行動文獻庫典藏總監 Sienna Lau 特別分享，展覽猶如一個尋找記憶的實驗，並沒固定路線，「記憶本身是非線性，展覽是呈現主題，與及記憶的步驟。」

展覽以一個互動香港記憶地圖作為唯一的核心，探討如何保存記憶及檔案，又與「香港社運口述歷史計劃」合作，由受訪者的社運經驗起始，以香港行動文獻庫過去數年收集，關於香港社會運動的物件圍繞，構成相互對話。

組織提到，作為行動者希望透過檔案的保存，掌握自身的話語權。以檔案行動主義（archival activism）為方法，讓檔案與行動相互應合，使歷史回到社群手中。

「我會想，這個設計，有沒有將一些話語硬放到物件之中？有沒有歪曲到事件的呈現？」物件是記憶的載體，也是邀請參觀者跟展品一同對話的契機。

她提到展覽是一個實驗，是邀請參觀者先閱畢展出的文件，再讀旁邊的口述歷史，抽取兩者摘要，跟展品互相對話。「我們不是想作任何 judgement（判斷），而是兩者可以互相尊重及對話。」

口述歷史中，各受訪者有不同的生命經驗，對於遊行或社會運動，以至1980年代的香港人身分，也會有不同的解讀。旁邊的文物是輔助參展者理解過去時空的背景，再從口述歷史了解身在當下的個人，如何就香港的社會問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以至政治決定作出不同的抉擇。

由感官去感受香港

展覽場地 Hoxton Arches 位於鐵路橋底下，磚砌的天花構成拱頂，「這個 Raw（粗糙）的天花板，剛好跟社運物件配合。」

Sienna 也強調，尋找場地時刻意不想從單單是一個 White Cube（純白空間）從零建起，而是考慮參觀者與展品的距離，以及場地跟展品的配合。

她們刻意在一個低矮的拱位，放進電視播放香港的街頭巷裡畫面，捐贈者從「雨傘運動」收集到的飾物，以及一個每天更換的香港食物，邀請參與者坐下 － 雖然忘了加上座墊 － 從視覺及嗅覺，以各種感官去感受香港。

「在一個非常 intimate（親密）的位置，擺左 intimate 的主題。」展覽沒有用盡用所有空間，更多是刻意留白，提供參與式的空間，讓參觀者可以坐下，或參與工作坊，「同朋友傾計，睇住展覽時同人傾，同埋睇故事。」

「無法回家的人，請朋友錄下香港的影像，藉此回味舊日的時光，也試圖感受此刻城市的脈搏。」－ 來自香港的明信片，影像，2025。

一個電單車頭盔，是從內裡被打穿。縱然不能觸碰，Sienna邀請《棱角》嘗試一嗅頭盔內的味道 － 熟悉的燃燒塑膠味道，刺眼催鼻的催淚彈遺留。「之前頭盔一直放在貨倉，剛剛拿出來展覽，打開膠袋個下，個味道更加誇張。」

香港行動文獻庫的創辦人自 2003 年起收集香港社會運動相關的物件，過去數年收集近 5 噸「文物」，包括 4 噸來自多個公民社會組織的文獻及檔案，另外有超過 1 萬件物件共重 1 噸。

「啲野太多啦！要搵出來都好難！」Sienna 坦言今次要選擇可以配合口述歷史的物件去展出已經十分困難，日後在台灣或各地的展覽，會提供更多可以觸摸的物件。

從地理位置連結香港記憶

兩位不願具名的參觀者，提到展覽正正能夠提供空間讓他們思考。他們提到，抗爭相關展覽多是重覆 2014 年或 2019 年的影像及文宣，「情感的宣洩為主，較為平面」，感到《記憶對視》終提供一個香港社運的脈絡，有更多的個人敘述，更貼近自身感受，能夠推己及人，「讀到、聽到受訪者的聲音。」

「展覽是一個讓個人可以反思，練習記憶，及書寫個人敘事的方法。」Sienna 明言，香港現時困局在於令人窒息，「講咩都無人聽，展覽正喺想畀人感到可以控制，有agency（能動性），可以每個人講自己獨立的記憶。」

場地最正中心的可移動白牆，策展者將之改成投映互動記憶地圖的位置，呈現重視每個人的能動性， 「畀人感受參與式記憶，側邊展品反而是延伸，呼應地理同土地，以地方為焦點，讓人自己記低曾經一個地方，發生過咩事。」

為什麼每年遊行都要在維多利亞公園開始？社會運動的抗爭，往往跟地理有所扣連。展品有一大張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1991 年反對《公安條例》的聲明，旁邊是《壹週刊》2003 年的開版相，配以兩個談到 2003 及 2004 年的大遊行時，兩個中小學生的參與。

「《公安條例》限制集會自由，於是每年最容易批出（集會許可）就是維園，但當中都有有自己嘅resilience（韌性）去對抗條例。」記憶跟地方有所扣連，抗爭亦然。

「點解唔係自己將自己嘅野賦予意義？」

香港人的身分或然是虛，但從來地方也構成身分一部分。「地圖能夠 encapsule（包涵） 好多嘢，鋪頭會唔同，街會 rename（改名），海會填…」

香港行動文獻庫選擇將地圖設計成最簡單的層線，「畀大家諗香港係無分時間，記憶會超越香港生命同政體，所有野都唔及土地…」「點樣呈現地圖已經有好多思考。」

地圖現時有 300 多個記錄，全部由公眾提供，「我們不是 authority（權威），authority只係生命的一部分。從自身局限，睇到 authority 局限，以自己 authority，去見到 agency。」

這種反思，正是想讓香港人意識到，整個社會運動不單是抗爭者的參與，而是每個人以自己方式，為「香港」賦予意義。

「點解唔係自己將自己嘅野賦予意義？」Sienna 不斷強調，展覽不單單是為吸引香港人，更多是想吸引對社運有興趣，對香港歷史有感，以及對社會科學議題設定及框架設定有興趣者。

至少，有些來參加工作坊的本地人，竟然是從 TikTok 的文化 KOL 見到介紹而來參與。

《記憶對視》展期將到下周一（26日），Sienna 指下一步或會回到台灣另設展覽。

香港行動文獻庫（HKAA）是一個由在台港人和台灣社會行動者成立的非牟利組織，其宗旨是收集、保存和推廣與香港社會運動及政治歷史相關的物件、文件和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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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協主席鄭嘉如為其中一名被查人士，她批評稅局利用多種「離奇指控」，企圖向資源有限的小型新聞媒體及獨立記者施壓，影響新聞自由。

她強調，「合理有據嘅調查，大家會配合接受，但如果而家話，唔係用呢啲嚟做工具打壓媒體，有冇人信呢？」

被查媒體多為獨立及小型媒體

記協表示，自2023年底起，接獲多宗來自新聞業界的求助個案，指本地稅務局突然針對最少6間中小型媒體及機構，包括記協、《獨立媒體》、《法庭線》、《Hong Kong Free Press》、「爆炸頭」及《ReNews》；20名新聞機構現任或前任負責人、董事或股東，獨立機構記者、機構負責人的家人，及公司員工，部分受追查的案件追溯至7年前的稅款。

記協指，稅局以「離奇指控」針對小型傳媒，包括向無商業登記人士安插不稅單金額及資料錯漏百出明商業登記號碼、審查機構在未成立前的利得稅、估算當年收入比報稅金額多近2倍、等。

被查記者：機構未成立已有百萬收入？

其中一位被查稅的獨立記者爆炸頭，提到稅局有權要求機構去尋找證據，證明過去的「收入」並非收入，自己並非「惡意逃稅」。

查稅行動於去年11月起浮現端倪，受影響的多為資源有限的小型新聞媒體及獨立記者。記協質疑，當局此舉或非單純為「補稅」，更可能是藉行政手段對新聞機構施壓，逼使機構花費額外人力配合局方調查。

爆炸頭提到最荒謬是，自己 2019 年才開始當獨立記者，稅局卻稱他 2018 年時，「一個不存在，未成立的機構」已經有超過 100 萬收入，又要他證明過去幾年收入。

他指，稅局形同要求他證明「不存在的收入」：「好似今日記協主席講，同朋友食飯，你畀錢朋友畀返你，稅局唔會理你㗎麻！佢就玩你呢啲數，將七年前朋友夾錢食飯既數都追數！七年前既茶餐廳同食飯單，你唔會Keep 㗎麻！」

據他了解，有同業無法申請暫緩補稅，「重要未計 final（最終評稅），一年幾萬只係暫時… 稅局罰則係三倍：你一年玩十萬，七年近百萬，你重要搵稅務同會計去同佢猜波，就好似政府用庫房錢告你，你就要用自己錢去defend（辯護）…」

「大媒體都頂到下，我啲細媒體點頂，佢就燒佢既錢，我就燒炭啦！」

稅局突指記者收入多兩倍 屬「未審先罰」

據悉，其中部分人長期駐海外，亦未有開設本地公司，但仍被追稅，涉及金額動輒六位數。記協遂以顧問身份，協助受影響的記者和機構處理文件與回應。

有受查人士即使當年未結婚，無合併報稅配偶同被審查；而當年無使用父母免稅額之父母亦同樣被稅局審查等情況。

同樣被查稅的鄭嘉如憶述，稅局聲稱她於2018至2019年度的實際收入比原來申報金額多出約40萬港元，須補交4萬多元稅款。她提出反對後，當局才同意暫緩繳款，但整個過程令她感到「被預設有罪」，「未審已經要你俾錢，唔係未審先罰係乜？」

爆炸頭亦補充，由於公務員甚少承認自己有行政錯誤，「開錯 file（檔案），或者揀錯人，抽查錯咗」，有些會計師或者稅務師的慣常做法就是自動投案，勸受影響者退讓，「等政府交到 KPI（關鍵績效指標），交到數，大家好交差。」

《Hong Kong Free Press》的聲明指，過去 15 個月間跟受影響媒體一樣，「被隨機抽選」審查過去 7 年稅務帳目。該媒體強調，一直準時交稅，保留自 2015 年成立以來所有稅務帳目，跟稅局全面合作。

該媒體又指，曾被兩次要求繳交暫繳稅，但經覆核後無需繳交，關心這些延誤及廣泛的調查對納稅人及稅局資源的額外負擔。

《法庭線》及其創辦人則回覆，指早前收到稅局通知，正檢視公司稅務和審核多年前的個人報稅，正與稅局處理，並會繼續專注於報道，現階段沒有補充或評論。

由前立場記者林彥邦創辦的一人媒體《ReNews》，同被稅局追查個人過去 7 年的稅項，他表示沒有回應。

記協鄭嘉如：恐成打擊獨立媒體方式

鄭嘉如直言，對不少低薪或收入不穩的記者而言，這些突如其來的巨額追稅和程序負擔已形成沉重壓力。記協亦擔心此類查稅行動，恐成為當局打擊獨立媒體的另一種方式。

鄭嘉如指，針對記協本身的稅務指控亦屬「抹黑」性質，動搖公眾對記協甚至整個傳媒行業的信任。鄭嘉如呼籲稅局應公開交代個案數字及準則，並避免無合理理據下對新聞界進行「選擇性審查」。她擔心，如此趨勢若持續，將進一步削弱本地新聞自由與言論空間。

稅務局回應傳媒表示，進行稅務覆核時並不會考慮當事人職業背景，亦拒絕透露目前受查傳媒數目及金額，僅稱所有稅務行動均依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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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劍琴強調，這不是單一事件，許多與她有相似背景的人（眾所周知，即所謂「国安犯」），如今都被審查、被孤立、被勸退、被壓迫，只能單打獨鬥，「被壓迫的人傷，公民社會更傷。」她接受《明報》訪問時表示，康文署場地開放予公眾，署方有責任解釋他們的做法基於什麼條例，也應說明是否有些人不許用政府場地。

我同意陳劍琴，但想補充一點：康文署若不作回應，就有危害「国安」之嫌。

近日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才說，法治如同氧氣，平時不易察覺，缺少了則後果嚴重，又說法治確保公平與秩序，有助社會穩定云云。那麼，現在康文署禁止某些人使用政府場地，明顯破壞公平與秩序，就必須向公眾交代是根據什麼法例，否則西方國家及海外反華勢力必然趁機「抹黑」香港法治。康文署若拒絕解釋，等同向敵人遞刀子，危害国家安全。

在康文署解釋之前，我當然猜不透他們有何法律根據，只想起差不多60年前，文革也發生過類似的荒唐事——今天陳劍琴所經歷的，楊絳和她數不盡的同代人也經歷過。

楊絳寫過一篇文章〈丙午丁未年紀事（烏雲與金邊）〉，講述她和錢鍾書在1966、67年文革之初的遭遇。當時，楊絳與錢鍾書被打成「牛鬼蛇神」、「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遭受百般羞辱。錢被剃了個「十字頭」，楊則被剃「陰陽頭」，只能戴上自製的假髮掩飾。

不過楊絳的假髮實在太假，很容易被其他「革命群眾」識穿，帶來無窮的麻煩。比方說，街上的頑童看出她戴假髮就上前拉扯，賣菜大嬸也會充滿敵意地質問她是「什麼人」。許多生活基本需要，都因為她的「特殊身分」而受限，如煤廠被禁止向「牛鬼蛇神」送煤，楊絳只能自己跑去煤廠買。

跟陳劍琴一樣，楊絳也無法使用很多公共服務，例如搭公共車輛。她憶述：

「我戴着假髮硬擠上一輛車，進不去，只能站在車門口的階梯上，比車上的乘客低了兩個階層。我有月票，不用買票，但售票員一眼識破我的假髮，對我大喝一聲：『哼！你這黑幫！你也上車？』我聲明自己不是『黑幫』。『你不是黑幫是什麼？』她看着我的頭髮。乘客都好奇地看着我。我心想：『我是什麼？牛鬼蛇神、權威、學者，哪個名稱都不好聽，還是不要說為妙。』我心裏明白，等車一停，立即下車。直到一年後，我全靠雙腿走路。」

那時候，中国是根據什麼法例禁止楊絳搭公車、不准煤廠向她一家送煤呢？楊絳當然沒有問，因為那是一個和尚打傘的年代，而中共国也根本不是什麼「法治」社會。但今日香港也是這樣的社會嗎？若特區政府公開承認，現代「牛鬼蛇神」被排擠是天經地義，無需法律基礎，fine，請你「有底氣」地講出來，不要藏頭露尾。

身處這種荒謬的世界，你還可以做什麼呢？回到文革，楊絳認識一位年輕人，叫鄭土生。鄭本來是北大外語系學生，老師是吳興華。70年代初，鄭土生被指為「五一六分子」，面對慘烈的批鬥，打算一死了之。他想起自己曾向楊絳借了75元，自殺前，便先把75元放在楊絳辦公室的抽屜裏。

楊絳發現那些錢後，心知不妙，馬上把錢還給鄭土生，並附上一張紙條，上面寫道：「來日方長，要保重身體；要耐心、冷靜、堅強。這些錢我不需要，你自己買些生活必需品吧！」鄭土生看到紙條後，大為感動，打消了自殺念頭。文革後，他成為了莎士比亞研究專家。

在黑暗的時代，「保重身體、耐心、冷靜、堅強」的確是最重要的。但楊絳的故事告訴大家，你還可以守護自己的良知，盡可能幫助其他值得幫助的人，不要因為世界的昏暗，而放棄內心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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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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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有云：「做嗰行，厭嗰行」，好多朋友仔可能都深有同感。有啲人甚至會懷疑自己係咪當初揀錯咗行，但因為已經做咗一段時間，轉工或者轉行就會覺得唔抵，唯有硬住頭皮繼續頂硬上。最近有項調查發現，超過一半澳洲打工仔對自己當初嘅職業選擇感到後悔。呢個數字背後，其實反映咗啲咩問題？

講真，聽到超過一半人都後悔自己揀咗依家嘅行業，確實有啲令人擔心。不過，後悔唔等於對工作冇熱誠嘅，背後往往牽涉住好多複雜嘅心理同現實因素，例如公司管理混亂、職場文化有毒、冇晉升機會，甚至只係單純地覺得「如果當初唔係揀呢行，人生會唔會好唔同」嘅浪漫諗法。

SEEK 求職網站早前做咗個研究，結果顯示有 52% 嘅澳洲打工仔後悔自己所選嘅職業，原因包括收入唔夠、興趣改變、工作欠缺滿足感等等。雖然每個人後悔嘅理由唔同，但對企業嚟講，其實可以得出一個共通嘅啟示：如果想留住人才，就要建立一個重視員工成長、提供認同與獎勵嘅工作環境。

講到底，當員工覺得自己有發聲機會、有一定自主權，做緊一份同自己價值觀相符嘅工作，自然會有更高嘅投入感同歸屬感。可惜現實係，唔少老闆或者中高層管理人員根本冇能力去有效管理團隊，只識用錢或者壓力去推動表現，結果只會令同事對工作越做越冇動力，甚至產生倦怠。

其實最關鍵嘅，係要了解每位同事被咩所驅動：唔係個個都係為錢做嘢，有人想學嘢，有人重視成就感，有人只係想感受到自己被尊重。只要營造一個能夠滿足員工心理需要嘅職場文化，先至可以真正留到人。呢啲唔止係對基層員工適用，就算係身居高位嘅高層都未必唔會後悔自己揀嘅職業路，不過佢哋背負嘅責任更多，唔可以話走就走。

相信每個人都可能會曾經問自己：「如果當初我選擇咗第二條路，今日會唔會唔同啲呢？」其實有後悔唔緊要，最重要係點樣面對。將呢啲感受轉化成成長同學習嘅動力，就係成熟嘅表現；相反，若果一直陷入自責同懊悔，只會傷害自己嘅心理健康。

最後，如果你都曾經對自己嘅職業感到疑惑，唔使閉翳，成個職場起碼有一半人陪你。人生唔係當然唔會一帆風順直路，行錯一步唔代表行唔返轉頭，最重要係搵到一個適合自己步伐嘅方向，同埋，一個唔令你討厭星期一嘅工作。

作者：Sydney HR 的日與夜

關於作者：作者為一企業人事部職員，同時為合資格Life Coach，國際九型人格師、MBTI及DISC Advance持牌培訓師。最鍾意玩玩具同寫下嘢。現我城隕落，無比哀嘆，盼一盡綿力，將文化保存，以文會友，抒發一下。這篇文章，歡迎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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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警方國安處通緝的「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其父親早前因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俗稱「23條」）企圖處理潛逃者財產罪被捕，向裁判法院申請保釋被拒。

據《庭刊》報道，郭父周二（20日）由大律師關文渭、司徒子朗代表，再向高等法院提出保釋申請，解釋涉案的一份升學儲蓄保險，是他在郭鳳儀2歲時購買，供款人是自己，而受益人是郭鳳儀。根據保單條款，保單會在郭鳳儀滿18歲時，自動轉到她名下，涉案保單價值約港幣8.8萬。

辯方陳詞指，郭父自1999年起持有保單並一直供款，今年初曾向友邦保險申請退保，其後被捕。控方反駁，被告取回保單及保險金前，應聯絡保安局局長並提供理由。辯方就重申，被告與女兒屬血緣關係而非政治聯繫。

法官李運騰考慮到被告無案底、無政治聯繫、無向女兒郭鳳儀提供經濟支援等，最終批准郭父以現金擔保20萬元、20萬其兒子的人事擔保、期間不准離境、需交出所有旅遊證件、居住於指定地址、每天需到警署報到，以及不得與控方證人或郭鳳儀有任何形式接觸。案件排期至下月13日再提堂。

控方案情指，涉案男子郭賢生（68 歲）於 2025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27 日期間，企圖直接或間接接觸，由郭鳳儀擁有的保險資產，並嘗試提取由郭鳳儀擁有的保險金。案件早前由國安法指定法官蘇惠德審理，當時拒絕被告保釋。

郭父及郭鳳儀胞兄上月被國安處拘捕，兄長早前已獲准保釋候查；郭父則被控以《維護國家安全條例》（23條）下「企圖處理潛逃者資金」罪行，是國安處首次引用該控罪。

案件編號：HCCP34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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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王英偉日前在康城影展接受《路透社》採訪時，稱要令香港電影再創輝煌，繼續推動「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培養新晉導演。

《棱角》從各渠道得知，現時港產片陷於冰封時期。多位曾獲數千萬票房、以至金像獎的導演直言「無戲拍緊」，製作人只靠電視劇支撐；亦有知名導演未能找到投資者，準備自資開鏡。

香港電影工業，正面臨生死存亡階段。

電影人：無戲拍緊！

近年由於電影產業萎縮，以至因中國經濟環境轉弱，投資者不願冒險支持年輕人才，只願批准有知名明星和導演的製作，大量製作陷於停頓。

據《棱角》了解，有曾在中國大陸橫掃幾十億票房的知名導演，因未能找到投資者，準備自資為新片開鏡。該名導演早前上映，以及正在後期製作的電影，早於武漢肺炎疫情前已拍攝完成。

《棱角》接觸的多位導演亦直言，他／她們未有新片在進行或拍攝中。過去數年，他／她們在疫情後的港產片「小陽春」收獲豐富，錄得數千萬票房，橫掃電影金像獎。

有行內人士指，過去數月，香港僅有單位數新片開鏡，至 5 月則僅有一套「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在進行中。

3 月的香港國際影視展，據撰寫香港電影行業及票房資訊近廿年的博客《講・鏟・片》報導，香港電影公司也幾乎沒有新作。

資金鏈斷裂致產業崩潰

「上遊資金乾塘，中遊製作開始萎縮，最下遊的戲院排唔到片，排到票房都唔夠，戲院自己都賺唔夠，就唔會排港產片，惡性循環。」曾任商學院研究主任的奇夫從香港電影歷史分析，提到邵氏兄弟當年由製作、發行、以至放映均垂直整合，現時無人能再在香港複製。

他指，之前中國模式是以戲院帶動地產商場項目的消費。「上面成個資金鏈斷裂，電影從來都係地產業嘅延伸… 低利息高槓桿投資環境下，各地廣建商場及銀幕，連帶戲院業務與電影製作公司都得到資本市場垂青，容積大增。」

一如《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一度以大地系在中國發展房地產及院線，幾乎與中國房地產巨頭萬達期下院線齊頭。現時其南海控股已取消香港上市地位，去年于品海因為欠債，被香港高等法院頒令即時破產。萬達在前年爆發債務風波後，也在不斷關掉戲院，賣走物業。

費時尋找投資者 政府資助有限

有導演及製片提到，現時要開拍新戲，必然要自己尋找投資者，「香港導演都唔吃香」，情況非常艱難，「申請資助跟尋找投資者已用上年半」。

自 2013 年，政府電影發展局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透過電影創作及製作計劃比賽選拔新秀，資助30 部電影，撥款港幣 1.59 億。現時在開鏡的電影，是 2023 年的得獎者，但去年局方才公佈結果。至於新一屆何時開始，現時未有任何消息。

有電影製作人指，「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大多數導演拍完首部後，難有第二部，「根本支持不到後續發展」。

計劃現時僅有李卓斌一人，是完全經商業投資其第二套作品。《金都》的黃綺琳，最終自資 280 萬拍攝《填詞L》；或是《淪落人》的陳小娟，尋得俞琤投資 700 萬拍成《虎毒不》。

「工業發展開（展）唔到，計劃根本需要覆檢…政府出到 40％ 資助後，無人有信心再投資。」

今年 1 月，電影發展局的電影發展基金推出電影製作融資計劃 2.0，提早發放融資增加現金流，甚至先讓投資者優先收回一半投資，意圖明顯要催谷製作。

而由於《國安法》及23條的限制，部分曾拍攝「敏感」題材的導演如周冠威，早已轉向台灣的金馬創投，嘗試尋找中國及香港以外的資金。

有導演坦言，正在撰寫劇本專攻台灣市場，「應該話直頭係台灣片」，提到全世界影業都面臨困境，「咁當然香港就更worse。」

轉向電視發展 工業岌岌可危

部分導演及製作人唯有轉向拍攝電視劇。

今年 3 月，《Variety》報導製作《我的超豪男友》（Crazy Rich Asians）的製作公司 SK Global 與 ViuTV 合作拍攝電視劇，陣容包括英國演員 Jessie Mei Li、林嘉欣、盧瀚霆 Anson Lo 及邱彥筒 Marf 等。該劇現時正在拍攝及製作當中。

有製作人指，轉為製作電視劇至少「都頂得下」，但擔心長此下去，人材必然會流失，始終電影跟電視劇的製作規模仍有距離。

「電影行業需要有人承認，觀影經驗跟模式已經跟以前不同，需要突破過去的製作模式。」

該名製作人認為，要將開支壓縮到數百萬內「沒有Production Value（製作價值），咁點走落去？呢個工業岌岌可危。」

奇夫亦言，1970年全香港無粵語片製作的情況有機會再臨，剩下的數百萬港元製作未必能吸引觀眾入場。

沒有電影製作，沒有電影上映，自然戲院繼續結業，最終或如台灣一度一年只有10套製作，「去蕪存菁，先死而後生。」製作人如是說。

電影發展局主席王英偉：不應忘記自己的身份

自2019年起擔任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的王英偉，周日（19日）在康城影展接受《路透社》採訪，提到要培養新晉導演，令港產片再創1970至1990年代的輝煌。

「我們不應忘記自己的身份。當全球觀眾認出香港電影時，他們總對香港人另眼相看。」

演員梁家輝在康城出席電影《風林火山》首映時，亦提到香港電影產業需要新血。

「我們需要新一代的導演、新一代的演員、新一代的編劇，以及構成這個夢想的所有新一代，」他說。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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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警視廳周一（19日）拘捕一名中國留學生，涉嫌頂替他人參加英語能力考試TOEIC（托業），並企圖在考試期間作弊。27歲研究生認罪，警方正追查是否涉有組織犯罪，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案情指，27歲中國籍京都大學研究生王立坤，周日（18日）在東京板橋區一個考場應考TOEIC英文能力考試，入場時訛稱遺失准考證，要求填寫臨時證件。監考人員發現，王提交的資料與其身份證明不符，因此引起懷疑。

其後警方發現他的口罩內，藏有一枚長約3至4厘米的微型麥克風，懷疑他準備於考試期間透過與外界通訊獲取答案。警方正調查是否涉及有組織作弊行為。

警方引述TOEIC主辦機構近月通報，留意到中國籍考生考獲900或以上的高分案例異常激增，並發現多人以同一人的照片配搭不同身份重複報考。

據官方網站顯示，TOEIC是國際認證英文考試，可作評核商用英語及溝通用英語的能力水平。TOEIC滿分為990分，分數達860或以上為最高等級，表示考生英文能力達專業水平。

去年12月，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The Japan Foundation，JF）曾表示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亦出現大規模違規事件，多名中國及台灣考生被取消成績，據報涉及跨國及跨時區代考與通訊作弊。

新聞來源：《共同社》、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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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皮毛小知識會跟大家簡單介紹五組極之相似但其實毫無關係的國旗，分享背後的原因和相關的地理和歷史故事。

★內容包括:
00:00 – 開場白
00:32 – 上回提要
01:33 – 紅白藍橫三間
03:18 – 紅白鋸齒
04:26 – 綠白橙直三間
05:55 – 藍黃紅直三間
08:11 – 紅白雙色
09:31 – 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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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物理的出口，而是制度的出口。不是海關的稅單，而是城市的言語。翻閱以下七部著作，我們或許會驚訝地發現：香港從來不是靠外交部長與總統特使與世界對話，而是靠一個港口，一張稅單，一艘船的時間表，一條看似瑣碎但足以翻轉命運的貿易航道。

一、《China’s Foreign Places》：港口不只是地理，更是制度與治理的前線

Nield 描述的條約港體系，提醒我們：一個港口不只是出入口的空間，更是制度輸出的最前線。在上海、天津與漢口的租界中，司法、稅收、通訊與行政全部被「他者治理」重構。香港作為這個系統中最早的據點，從來不是一個普通的城市，而是一種制度模型的展示場，一個以自由貿易、司法自治、資訊流通為主語的國際語言發射器。

二、《昂船光影》：軍事與物流之間的香港歷史隱喻

昂船洲由採石島到情報據點，再變成中國解放軍駐港基地，見證了香港如何從城市邊緣地帶蛻變成軍事與外交的前沿。它的歷史提醒我們：外交不只是制度的出口，也可能是機密的入口——從英國情報站到冷戰中港的灰色地帶，昂船洲映照出一個城市在國際秩序裡既明且暗的角色。

三、《Fired Clay in Four Porcelain Clusters》：陶瓷、轉口與無聲的影響力

你可曾想過，一件瓷器其實也是一種外交？陶瓷由泥土燒成，經過無數轉運才進入歐洲家庭。香港雖非產地，但作為景德鎮與世界之間的中介平台，透過稅務、港政與保險制度，實踐了一種低調但關鍵的制度外交。正如陶瓷無聲地在餐桌上述說文化，香港的港口也在默默告訴世界：我們知道怎樣讓制度流動。

四、《Distant Shores》：從潮汕到香港的地理啟示

Macauley 指出潮汕與香港這類「海上前沿」的港口，是清帝國統治下的制度例外。這些邊陲空間透過法律模糊、身份調動與社群跨界，創造出一種「非主權式」的外交實踐——不是以國際條約為名，而是透過靈活的行政操作、商業法律與跨境家族網絡。香港正是這樣一個交會點：既不屬中國，也不屬英國，但總能在兩者之間協調制度與利潤。

五、《現代先基》：誰替城市說話？從社會學到港口治理

在這些著作中，「港口」從來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社會、制度與技術的結合物。貨櫃化革命不只是提升物流效率，更改寫了全球貿易地圖——而香港正是在1972年建成貨櫃碼頭之後，才真正登上全球城市的舞台。這不是因為地理，而是因為制度選擇：香港選擇了透明的航運、簡潔的稅則與靈活的資本流動，這些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對外的政治姿態。

六、《Fortune’s Bazaar》：那些沒寫進歷史的地方，反而說出了整座城市

有些歷史從來沒有被寫進教科書，但卻藏在一座未解封的碼頭、一張貨櫃吊臂的操作紀錄中。我們忘了九十年代的香港，是全球最多跨國公司區域總部的城市；我們忘了戰後港英政府如何用外貿稅收交涉政治自治；我們忘了冷戰時期的美中貿易，其實很多都從香港的貨倉出發。

這些「不屬於主流敘事」的細節，其實才是構成香港國際性格的肌理。

結語：外交不是外交部的專利，而是一座城市的呼吸方式

當中央政府強調「愛國者治港」、當香港被重新編碼成大灣區的一環，我們不妨回頭看看這七本書所勾勒的過往。

外交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條約，也不只是使館之間的禮節，它可以發生在碼頭邊、貨倉內、轉運清單上，甚至是一艘船的行駛時刻表。香港過去就是這樣一個城市，用自己獨特的制度與操作語言，替國家說話，也替自己說話。

今日，我們是否還能聽見那種聲音？或是，它早已消失在每一次被關閉的口岸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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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a Strip famine

加沙走廊饑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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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巴丟草Badiucao
政治漫畫家/人權分子/反共反極權/反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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