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2月2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副總統萬斯在白宮接見到訪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討論美烏「礦產協議」與俄烏停火談判等問題。雖說世人早已對特朗普口沒遮攔、自我中心的風格見怪不怪，然而當他與萬斯二人公然在電視機前上演「訓斥」澤連斯基「不懂感恩」一幕時，還是惹得全球輿論譁然。美國在烏克蘭立場上近乎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由挺烏轉向對俄綏靖，無疑令烏克蘭形勢急轉直下。亦不禁令人想起在地球的另一端，另一個仰賴美國提供安全支援的台灣，會否面臨着同樣的情形。「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這句口號會否一語成讖，相信是不少台灣人心底的疑問。

對台灣乃至美國其他盟友而言，周五那一幕，以及白宮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急遽改變，其造成的最大影響，無疑是嚴重破壞了盟國對美國的信任，損害了其「自由陣營領袖」的威信。蓋因對烏克蘭戰爭的立場可謂是西方陣營當下最大的「政治正確」，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侵略有着天然的正當性。而特朗普早前卻公然指鹿為馬，在對俄國噤聲的同時將戰爭責任歸咎澤連斯基，其邏輯與中共指摘民進黨「挑起兩岸衝突」如出一轍。當白宮可以毫不掩飾地撿起與獨裁者同一套的說詞，其盟友對於能否相信美國在關鍵時刻（如一旦台海爆發衝突）仍站在他們一邊有所疑慮，是再合理不過的事。

在處理俄烏談判的細節上，特朗普的行事也充滿着「背刺烏克蘭」的味道。退一步說，即使放下戰爭對錯不談，就算單純想以儘快促成停火作出發點，就算礙於戰場形勢承認俄羅斯不大可能完全放棄烏東佔領地，白宮出於美國本身的利益（威信、領導力），也應盡力在談判中為烏克蘭謀取最佳條款，而盡力施壓俄國令其作出些許讓步。然而號稱著有《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一書的特朗普卻徹底反其道而行，除完全沒有要求莫斯科任何讓步外，更在談判未開始就公開扯下了烏克蘭的底牌，讓基輔未上談判桌就近乎失去所有籌碼，面臨讓普京予取予求的局面。此等「談判藝術」放諸古今中外也可謂聞所未聞，只會令盟友寒心。

何況特朗普為求儘快達成協議而拋棄盟友早有先例。2020年，美國在阿富汗政府沒有參與的情況下單方面與塔利班達成「和平協議」，在近乎沒有任何保障機制的情況下，單方面以撤軍換取塔利班空泛的和平承諾，更施壓讓阿富汗政府釋放5000名塔利班戰士來交換1000名政府軍俘虜。結果是美國雖然成功從阿富汗戰爭泥沼中抽身，但重獲一批戰士的塔利班很快就背信棄義重啟攻勢，阿富汗政府成了特朗普「交易的藝術」下的犧牲品，只是倒台的時間點剛巧碰上拜登上任。有此前車之鑑，再對比特朗普在俄烏談判上對俄的盲目信任、對烏的蠻橫施壓，試問澤連斯基憑什麼可以相信只要簽下「礦產協議」，就可保烏克蘭太平？

再者所謂的「礦產協議」，在烏克蘭最脆弱的時刻提出，無疑就有點勒索的意味，而特朗普所言的「保障美國納稅人利益」更只是為勒索增加一個堂而皇之的藉口。事實上美國資本與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緊密相扣，遠如二戰後的馬歇爾計劃、冷戰期間的日韓台，近如伊拉克的戰後重建乃至石油開採，美資公司均緊緊跟隨並從中獲利。若然烏克蘭戰勝或是取得有利的停火條件，歐美公司大舉進入烏克蘭投資重建其實是意料中事，而屆時要已經緊跟西方陣營的基輔在戰後給予歐美投資優待、共同開發天然資源，也並不難辦到，烏方甚至會十分歡迎。

但特朗普卻選在談判未開始時就向基輔提出，並將其視為向烏克蘭後續援助的條件，可謂是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更別說以「美國納稅人」為擋箭牌，去索取礦產開發這種擺明只有特定大型企業才能受惠的項目，是有多麼的荒誕。至於特朗普說只有「礦產協議」才能將「美烏利益綁定」，難道在東歐遏制主要競爭對手之一的俄國勢力擴張，就不是美國多年以來的地緣利益嗎？美國在歐洲的地緣利益，本來就與烏克蘭的存亡重合，要有礦產才有「利益綁定」一說，只是凸顯了提出者的貪婪與短視。

當我們再把視角放回台灣，更不難發現，特朗普早前批評台積電「搶美國生意」，希望以關稅逼迫晶片製造業遷往美國，其手法與烏克蘭的「礦產協議」有類同之處。特朗普一方面既不願意明確承諾美方會提供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則透過危機向希望得到安全保障一方索要利益，用空頭支票向處於困境中的盟友套利，美其名為「利益綁定」，然而以其信譽，又教人如何相信？更何況台積電的工廠並不如烏克蘭礦產般「在地」，一旦台灣的高階半導體製造業真的大舉遷往美國，那麼一旦台海戰端開啟，已經把工廠弄到手的美國，是否就更沒有利益理由要協防台灣？

雖然在中國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最主要競爭對手的今天，台灣對美國的地緣重要性要比烏克蘭高。而且，美國兩黨國會議員在對華問題的態度上顯然要比烏克蘭一致，這點是台灣相對烏克蘭處境要好的地方，可以成為台方施加外交影響力的方向。然而美國總統的外交影響力要高於國會，加之共和黨如今由特朗普的意志主導，黨內反對者寥寥，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面對台海局勢、乃至特朗普的各種要求，是台灣當下的一大挑戰。畢竟台灣不可能在不依靠美國的情況下單獨對抗中共，但同時美國本身又表現出「不可靠」；台灣既不能「不親美」，又不能對美國盲目信任，乃至對其要求照單全收，這個安全悖論如何應對，考驗着台灣朝野的政治智慧。

除了持續堅實國防、謹慎地迴避兩岸衝突外，或許要避免「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一語成讖，台灣更應該將半導體這張底牌牢牢地握在手上，讓美國乃至其他國家的利益綁定在台灣。也許只有這樣，世界，特別是美國，才會在台灣需要的時候，為着自己的利益，對台灣伸出援手。反之若然天真地將底牌早早送出，當危機真的來臨時，就正如特朗普對澤連斯基所言一樣：「You don’t have the cards」。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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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度的美國大選投票日登場，民主黨候選人、副總統賀錦麗和共和黨候選人、前總統特朗普在經歷三個月來的唇槍舌劍之後，究竟誰將在未來四年入主白宮，很快便會有分曉。本屆大選如同2016、2020年兩屆一樣選情激烈，兩黨候選人在最終民調中幾乎不分高下；選民關心以及兩黨主打的議題亦涵蓋經濟、移民、墮胎權、醫療、司法改革等多個層面。對於美國選民而言，內政自然是投票的首要考量，但對美國以外的民眾而言，則往往更關心候選人在外交上的取態，而對並非居住在美國的港人來說，中美關係更是焦點所在。那麼究竟是次大選結果，將對中美形勢有何影響？賀錦麗和特朗普的對華立場又有何分別？

在展述兩人的分別之前，先老生常談地強調一點，在經歷過2010年代習近平倒退式集權、中美貿易磨擦、科技競爭、香港、台灣、新疆人權等一系列事件後，美國政界普遍已認為中共對美國構成了威脅，而遏制中共崛起也已成為兩黨政治精英不分黨派的共識。因此在過去幾年，無論是對中國官員、公司的制裁、對中國商品關稅的增加、對華科技出口限制、乃至增加對台軍售等措施，均是兩黨共同推動的結果，也都獲得兩黨絕大多數國會議員的支持。所以，兩黨並不存在所謂「親共」、「反共」的分別，對華立場的分別更多在細節、方法，而非在遏制中共崛起這個大原則上。可以說，無論賀錦麗或特朗普誰人上台，除非中國出現了意料之外的變化，中美對抗的形勢本質上不會有太大分別。

在賀錦麗和特朗普兩人之中，特朗普無疑是談論中國較多的一位。由於賀錦麗及民主黨的競選策略側重在捍衛民主、保障墮胎權、司法改革等內政議題上，賀本人亦未曾擔任過外交相關公職，無往績可尋，導致不少人對她的對華政策不甚了解。相比之下甚至會認為經常將「China」掛在嘴邊的特朗普對華態度更明確。然而，雖然賀本人在競選周期中對中國的着墨沒有其對手多，但目前執政的民主黨官員及國會議員的對華態度卻十分明確且有事實為證，在民主黨目前更為傾向「集體領導」、黨內沒有人可以「一錘定音」的權力架構下，賀錦麗倘若當選，亦基本上只會延續拜登政府的對華競爭策略。

可以預期，假若賀錦麗上台，對中國諸如電動車進口關稅、晶片核心技術出口限制、制裁軍工、無人機產業等措施只會繼續實施甚至加碼。美國與歐洲、東亞盟友加強連結、強化集體應對中國的策略亦不會改變。甚至可以說，民主黨對華政策的可預期性，對美國的盟友而言，有強心針的作用，有利於鞏固自由陣營的協作。

而另一邊廂，與民主黨可以預期的對華政策相比的，是特朗普那極不可預測、甚至近乎沒有原則的風格。特朗普在選戰中大打經濟及移民牌，大加關稅、對華貿易壁壘、制裁等措施成為他爭取藍領產業工人的賣點之一。他提倡的關稅政策要比民主黨只針對特定關鍵產品的做法更為激進，甚至有可能擴大至包括低階日用品等所有中國製品，若然他真的上台並將此付諸實行，無疑會對中國依賴出口的工業造成巨大衝擊。不過，此等激進措施也有可能會在短期內大幅拉高美國通脹率，傷及自身，能否真的推行、其成本是否合乎效益，顯然均是未知之數。

而且，特朗普的關稅、貿易政策，除了針對中國，也因其「美國優先」的理念，而延伸至包括歐洲、日、韓、台等美國盟邦。歐洲盟國是特朗普意欲開徵關稅的目標之一，他本人又曾多次表示「不明白為何美國要保護台灣」，更指責台灣半導體產業「搶了美國人的飯碗」，並要盟邦「交保護費」。這一種種言行作為，令到即使特朗普重新上台，並繼續兌現其遏制中共的路線，也會在盟邦間徒增內部矛盾，削弱聯盟協作、甚至讓中國有了從中分化離間的機會。假若美歐之間的關係因貿易矛盾惡化，一些在亞洲缺乏地緣利益的歐洲國家為了其經濟發展而轉向減少與中國的對抗、甚至加大經貿合作，絕非沒有可能。

而比起對盟友開徵關稅更為致命的是特朗普乃至其領導下的共和黨對烏克蘭的立場。與民主黨堅定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入侵不同，共和黨此前一度阻撓援烏法案通過達數月之久，特朗普更是表達了希望以削減軍援逼烏克蘭與俄羅斯進行停戰談判的想法。在目前俄羅斯仍佔有烏東大片領土並在戰場保持優勢的情形下，現階段和談極有可能會以烏克蘭失去領土為代價，這點將嚴重打撃歐洲盟邦乃至台灣對美國的信心。當美國甘願對普京的強權妥協而放棄歐洲盟友的利益，歐洲盟國會否繼續與美國堅定地站在同一陣線，是一大疑問。而對台灣，信任問題就更直接，當美國連軍援也不願意提供給烏克蘭，又如何可以信任美國會介入到台海戰爭之中？甚至是日韓，也有可能因為基於對美不信任，而考慮採取一種更為和緩的對華政策。

因此，即使兩黨對華大原則均傾向於遏制中共，中美對抗的形勢本質上不會有太大分別，但特朗普的政策難以給予盟友「安全感」，無疑可能削弱自由陣營合作對抗中共的聯盟。儘管他比起民主黨更願意採取諸如全面對華關稅等激進措施，甚至可能一時興起有甚麼意外舉動，會讓中共措手不及，但這種激進和不可預測，卻也極具風險，亦不為盟國所樂見。相比之下，民主黨的對華政策雖然沉悶，但風險相對較低且易被盟邦接納。兩人乃至兩黨的路線，其實正分別代表了大膽激進和穩打穩紮的兩種對華遏制政策。至於哪條路線會入主白宮，很快便見分曉。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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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周二），本屆美國總統大選的首場正式候選人辯論在東岸費城的國家憲法中心登場。這是民主黨候選人、現任副總統賀錦麗與共和黨候選人、前總統特朗普在各自獲得黨內提名後，首度正面交鋒，並在台上唇槍舌劍了近兩個小時。按照「前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政治傳統，美國總統候選人一般會舉行三場辯論，而且一般早早就確定了日期；然而目前特朗普已明確拒絕參與第二場辯論，意味着周二的那場很有可能是本屆唯一的正式總統候選人辯論。

特朗普拒絕再辯的理由是他已「勝出辯論」，並指賀錦麗想有第二場辯論是因為「她輸了」。然而，據大型民調機構YouGov在辯論結束後至11日（周三），訪問了超過一萬一千名美國選民所得到的結果，有54%受訪者認為賀錦麗於辯論中勝出，而認為特朗普勝出的只有31%。在無黨派傾向的獨立選民中，有53%人認為賀錦麗勝出，認為特朗普勝出的只有25%。

有46%的受訪選民認為賀錦麗闡述了一個更清晰的執政計劃，認為特朗普更清晰的只有32%。而假如單看獨立選民，這組數字則為40比28，依然是賀錦麗更優勝。至於在說謊和誇大陳述方面，33%受訪者認為賀錦麗說了更多謊言，48%人則認為是特朗普。同樣有48%獨立選民認為特朗普說謊更多，認為是賀錦麗的則只有28%。

以上的幾組數字表明，不論是整體美國選民、還是無黨派獨立選民，均更傾向於賀錦麗勝出了首場辯論。當然勝出辯論不等於贏了大選，但毫無疑問賀錦麗在是次辯論中的獲益要大於特朗普，至少在有機會懸而未決的中間選民眼中，賀錦麗的表現明顯更佳。

而兩大黨基本盤的傾向差距也在民調中一覽無遺，例如有90%民主黨選民認為賀錦麗勝出辯論，持同一觀點的共和黨選民只有14%；76%民主黨選民認為特朗普於辯論中說謊較多，而64%的共和黨選民則認為是賀錦麗說謊更多。值得留意的是，從趨勢上看，獨立選民對辯論大體看法與民主黨選民較為接近（認為賀錦麗表現較佳、特朗普更多謊言），而與共和黨選民差距較大。至於兩黨各自的支持者對辯論的觀感則明顯南轅北轍，中間彷彿隔了一道牆。

這也反映在兩位候選人的辯論過程上，在近兩個小時的唇槍舌劍中，兩人基本上沒有同意過任何一件事，這點與美國以往的總統辯論十分不同。在「前特朗普時代」，兩黨候選人縱然也是針鋒相對，但至少可以在某些事情上有基本共識，而爭論點更多會是在「我的方法更好」、「你的想法有缺陷」這一層次上，縱然雙方政見不合，亦總會存在一些交匯點。

但這套舊傳統顯然在2016年特朗普參選後就逐漸發生了改變。雖然美國社會撕裂、兩黨矛盾日益激化有其深層次原因，並不能單怪在他頭上，甚至乎他的崛起也只是深層次問題的徵狀之一，但說特朗普本人對撕裂激化有推波助瀾的功效，則絕不為過。其中最關鍵的是他屢屢歪曲基本事實的習慣，令其反對者完全沒法與其有效溝通，而他卻成功地在其支持者中塑造了一個完全相信他那套說辭的平行時空，令兩派之間再難找到一些可以有共識的交匯點。

例如在辯論中，特朗普再度強調了自己「沒有輸掉2020年總統大選」、在墮胎議題上謊稱「民主黨人支持殺害已出生的嬰兒」、在非法移民問題上散佈已被證偽的「非法移民捕食寵物貓狗」假消息等等，惹來兩名主持辯論的記者要多次即時澄清。然而這些完全經不起基本驗證的謬論，卻被其鐵桿粉絲視為「事實」；當特朗普陣營仍堅信過去四年的拜登政府是「非法奪權」上台，試問其反對者能如何與其尋求共識？當特朗普仍堅持其在圖謀推翻選舉結果的國會騷亂中「沒有責任」，民主黨人也只能合理地視他為對民主的威脅，兩派又何來可以有交匯的空間？

正是這樣對基本客觀事實也缺乏共識，造成了兩黨完全沒辦法就各項議題作出理性討論，而特朗普和賀錦麗的辯論亦十分真確地反映了這個狀況。缺乏有意義的對話、高度撕裂，是美國政治當下面對的困局，而沒有理性討論的民主政體、議會政治可以如何運作？舉步維艱、政爭不斷，過去數年屢見不鮮。

毫無疑問，在否定事實這個問題上，特朗普領導下的共和黨要比其對手嚴重得多。然而共和黨的「另類事實」平行時空，以及其所造成的理性討論缺失，亦反過來令民主黨人更易留在同溫層，從而忽視其自身的問題。由於特朗普確有威脅民主選舉的往績，不少民主黨人均將這場選戰視為「民主保衛戰」；然而若候選人單純以「反特朗普」為賣點，卻也很易造成對一些實質政策議題的忽視。

尤其是部份中間選民或是左翼的進步派選民，可能對民主黨的一些政策有所不滿，但在另一方是特朗普的情況下也只能選擇支持民主黨，而民主黨也因此失去了被挑戰及檢討的機會，這對促進進步而言並非好事。而當民主黨失去了修正問題的機會，也會反過來刺激對其失望者轉投共和黨陣營，但當下的共和黨陣營卻未有擺脫特朗普所構建的平行時空的趨勢。兩相作用下，兩黨均會在缺乏來自對方的良性競爭下陷入惡性循環，更趨對立、更無共識，那麼美國高度撕裂的政治困局，就可能會更趨惡化、無日無之。這對自由世界而言，並非好事，軍援烏克蘭受阻一事，便是例子。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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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素來有「十月驚奇」（October surprise）一說，指在臨近11月初大選投票日之際，發生的可能左右大選結果的重大新聞事件。雖然美國大選投票日距今仍有三個多月的時間，但今年除了兩黨總統參選人電視辯論史上最早（6月底，過往的首場辯論一般為9月底、10月初）外，「驚奇」也來得出奇地早。就在7月中的約一個星期內，美國先後經歷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遇刺（7月13日）及民主黨的總統拜登放棄競逐連任（7月21日）兩件大事。究竟這兩場「七月驚奇」將對大選選情產生怎樣的影響？

先說較早發生的特朗普遇刺。特朗普在遭槍擊後僅受輕傷，或許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他隨即憑着遇刺一刻被拍下的一組戲劇性新聞照片而「聲勢大振」，甚至被支持者追捧為「天選之人」。有網上評論更將之與列根1981年遇刺相提並論，並預言特朗普將如列根在1984年大選那樣取得壓倒性勝利；當年列根以525張選舉人票的絕對優勢，輕取只在兩州得13票的民主黨對手蒙代爾成功連任，從競選版圖上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紅是共和黨的代表色）。

毫無疑問，特朗普在遇刺受輕傷之後的風頭一時無兩，其新聞照片及相關改圖更是傳遍社交網絡。然而，憑此斷定特朗普已穩操勝券則無疑太過武斷，而且遇刺一事對其選情的幫助也許不如一些人想像中大。遇刺事件對特朗普最大的幫助，是助他強化了其一心想塑造的「強人形象」；那張在中槍後高舉拳頭的照片，無疑有「一圖勝千言」的功效。然而，這輪「公關攻勢」實際上只對鞏固己方陣營及部份傾向保守派的遊離選民有效，並不能真的吸納到對手的支持者轉投特朗普。其關鍵就在於特朗普早已非「政治素人」，且形象十分鮮明、爭議性極高，對於大部份已對他有既定印象和好惡的人來說，遇刺一事其實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他們對特朗普的看法。

對民主黨支持者，或是傾向自由派的遊離選民而言，特朗普由2016年當選至今八年間的「豐功偉績」可謂歷歷在目。其在任內大肆安插家人出任公職、不斷被爆出破壞程序或濫權的醜聞、因處理警暴及種族矛盾不當而引發全國大規模示威、在疫情期間屢次與美國疾控中心的衛生專家對着幹，甚至作出建議國民注射消毒劑的反科學言論等等；更不用提的是2020年敗選後他堅拒認輸、不斷散播大選造假等早已被各級法院證為不實的言論，最終釀成2021年1月6日、企圖否定民主選舉結果的國會暴動，以及卸任後在俄烏戰爭中的親俄取態。這一系列往績，自由派的支持者們並沒有忘記，對特朗普的形象只有厭惡，又怎可能單憑一張「硬漢」照片而改變？

綜合特朗普遇刺前後至今的各項民調可見，特朗普遇刺後的支持度的確有些微提升，然而也只是由平均領先拜登兩個百分點上升為約三個百分點，幅度並不算高。這反映了其實遇刺事件對吸票幫助有限，而且有可能只是短期內的印象加分，一旦過了段日子，事件熱度下降，這些新增的支持會否繼續保持仍是未知之數。且目前距離大選仍有三個多月時間，中間還會發生很多影響選民抉擇的事情，因此特朗普遇刺雖然增加了其聲勢，要說他必定勝選則仍言之尚早。

其中一件足以改變選民抉擇的事情，自然是拜登退選了。雖然拜登早在四年前已被質疑年邁而不適合出任總統，但他一開始仍堅持競逐連任，直至6月底在電視辯論上的災難表現，使民主黨內部要求換人的呼聲急增。而特朗普因遇刺聲勢增加，更是刺激了民主黨的危機感，最終促使拜登退選，而副總統賀錦麗則極有可能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雖然拜登退選僅三天，目前仍未有太多民調可作參考，但據一些初步數據反映，賀錦麗擊敗特朗普的可能性要比拜登高。其實，在此次大選中一直存在着一種觀點，認為有部份選民出於對拜登健康狀況的疑慮，而在拜登對特朗普這個對決中無法說服自己支持拜登，但若是民主黨換了一位較年輕的正常候選人，這部份選民是有可能歸隊支持民主黨的。

這個情況是否屬實，或許需要時間去驗證，但我們也可以從側面去觀察到一些端倪。在一些大選關鍵州，如賓夕法尼亞、亞利桑那、俄亥俄及威斯康辛，目前民調均顯示由特朗普領先拜登；然而這些州份將在11月同時舉行的參議員選舉，則全部由民主黨候選人顯著領先共和黨對手。這一奇怪的現象似乎印證了部份民主黨及中間選民「投不下」拜登的說法，而換人正是民主黨爭取這批選民歸隊的第一步。

當然，換上賀錦麗未必一定能助民主黨逆風翻盤。賀錦麗本人形象一般，過去四年雖無大過，但也沒有明顯功績，甚至可以說存在感比較低。大機率由賀錦麗補上，純粹只是因為現階段實在沒有時間再舉行黨內初選，而在沒有初選的情況下，由誰出選皆有認受性的問題，只有賀錦麗因為身為拜登副手，順位補上在認受性上說得過去，可以最快速度團結黨內、減低爭議，集中精力對付特朗普。然而賀錦麗本人欠缺魅力、能力也未夠突出，將是她說服選民的一大障礙。或許其副手人選，會是左右選情的另一關鍵。兩場「七月驚奇」雖然連候選人也改變了，卻未有令選情明朗化，距離大選還有三個多月，好戲也許才要剛剛開始。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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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過去的周四（7月4日）和周日（7月7日），英倫海峽的兩岸先後舉行了國會下議院大選。雖然英國毫無懸念的工黨大勝與法國峰迴路轉的緊張選情截然不同，但按得票率而言，兩國的極右陣營均在選舉中取得不錯的佳績。其中，由法拉奇領軍的英國改革黨首次參選就以14%得票率一舉成為僅次於兩大黨的「第三勢力」；而瑪琳．勒龐的國民聯盟於兩輪投票中均是以約三成半的得票率居首。

然而，兩黨的高得票率卻似乎未能有效轉化成實際議席，國民聯盟最終僅得143席排第三，議席數要少於得票率比它低的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及總統馬克龍的中間派聯盟；而英國改革黨更是只有五席，遠低於得票率只有12%但拿下72席的自由民主黨。面對如此與得票率不乎的結果，不禁會令人產生懷疑，究竟這樣的選舉制度「公平」嗎？

英法兩國的下議院選舉制度均是採用最古老、最傳統的小選區單議席單票制。兩國均在全國劃出數百個小選區，由每一區的選民選出一名議員代表地區進入議會為民喉舌。兩國的差別在於英國採取最簡單的單輪投票最高票者當選；而法國則採兩輪投票制，首輪得票率過半者當選，若無人過半，則得票率超過12.5%的候選人進入次輪投票，再以最高票者當選。

由於單議席單票制只有得票最高者獲勝，即使是三萬票對兩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票，反映出來的議席數也是一與零的差別。而只要某個黨在多個選區均以輕微優勢壓倒對手，即使總得票接近，議席數差距也會迅速擴大，造成了得票率與議席數不乎的局面。因此，人們在這種選舉制度下，往往傾向集中投票給最有可能取勝的大黨，以免「浪費」選票，英國長年由工黨和保守黨兩強主導的兩黨政治，便是由這單議席單票制的結構促成。雖然英國也有不少有議席的其他黨派，但長期以來他們的議席數均難以取得中央政府的組閣權，只能在需要組織聯合政府之時被兩大黨招攬入內。

在這種制度下，像英國改革黨這種在英格蘭各個地區均有一定支持度，但在絕大部份選區其支持度均非第一的政黨，就有一種天然的劣勢。英國改革黨相對高的得票率雖助其在不少選區中拿下了第三的成績，但第三是沒有議席的，也意味着這些選票全部無法轉化為議席，令其最終只能拿下五席，在議會中作用極為有限。而與其光譜相反的綠黨，其實也面對同樣的問題。

反觀自由民主黨，由於着重紮根地區，有較深的地區基本盤，也掌控了不少地方的區議會，因此其在局部選區的優勢要比其他小黨高。雖然其總得票沒有英國改革黨高，但其得票均集中在英格蘭西南部的多個選區之中，使其能在這些選區勝出並取得不少議席。其他像是威爾斯黨、蘇格蘭民族黨等地區政黨長年能在國會中佔有席位，也是由於其選票集中在個別選區之中。

而法國則是在單議席單票制的基礎上增加了兩輪投票制，因此其選民傾向在首輪投票中支持心儀政黨，助其挺進至次輪選舉中。然而，由於選區最終議席依然只有一位，選民在次輪選舉便更需要考慮策略投票的問題。假若自己最心儀的候選人在首輪表現不佳而無望拿下議席，那麼選民就會選擇一個次選，或是一個最能擊敗自己最反對政黨的候選人。因此，在兩輪投票制下，選民未必能選出自己最想要的結果，但也有能力阻止自己最不想出現的結果；而國民聯盟在此次次輪投票中被左翼及中間派選民以棄保策略夾擊，正是這一制度的體現，反映的是法國多數選民抗拒國民聯盟上台執政。可以說，法國的兩輪投票制，有尋求「最大公約數」的意味，其某程度上要比英國的選制更為優勝，因為其既促使了選民於首輪放膽選擇首選，也容許選民在次輪修正其選擇。

當然，如果放棄單議席單票制，改採比例代表制，按得票率分配議席，使得票率與議席數更為脗合，看似是一個更為「公平」的方法。然而，比例代表制在英法兩國要實行有一定難度。首先，單議席單票制確立了議員代表選區的直接關係，這點在英法兩國內存在強烈地方主義的區域尤為重要。如果英國全面改採比例代表制，人口較英格蘭稀少但地區、民族意識強烈的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政黨，將可能會面臨在國會中沒有席位的局面。而在法國，布列塔尼、科西嘉等地也有強烈的地方認同，單議席單票制可以確保他們始終在國會中有一席位，這點是比例代表制所無法保證的。如果貿然改變規則，或許會在兩國中引起地方—中央矛盾甚至激化分離主義問題，令政局更為複雜。

其次，兩國，尤其是英國，均是所謂的「老牌民主國家」，其因應選制而發展出來的政治傳統根深柢固，要改變非一朝一夕，也涉及各自複雜的憲制問題。特別是英國，得益於兩黨制的工黨和保守黨並無誘因去改變這套令自己獲利的制度，而英國人似乎也習慣了這套模式，政改議題的討論在英國並不熱烈，至少在可見的未來，單議席單票制仍然會是英國選舉的模式。這亦意味着第三勢力要在英國崛起，依然會困難重重。

回到最初的問題上，或許世上的確沒有一套絕對「公平」且普世適用的選舉制度，畢竟每個國家均有其政治傳統以及獨特的「國情」。而如何改革選舉制度，似乎也要靠各國按自己的實際情形摸索，而不能將別國的方法生硬套用。像是美國的選舉人票制，或是比利時複雜的選制，均是為了切合該國歷史及現實所形成，有其獨特的一套邏輯。而不論制度如何，選舉最重要的是確保國民能在一個有競爭且開放的環境下為國家的未來發聲；至於採取封閉式「選舉」、對候選人大加篩選的地方，無論當權者如何粉飾太平、砌詞狡辯，也掩蓋不了其專制獨裁的本質。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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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7日，慘絕人寰的盧旺達大屠殺展開。在接下來的三個月內，盧旺達據估計有50萬至100萬人遇害、數十萬婦女被強姦、200萬人淪為難民。而殺戮亦為地區帶來不穩、民兵武裝四起，為緊接而來的兩次剛果戰爭埋下伏線，導致整個非洲中部在世紀之交都陷入了生靈塗炭的局面。

時隔30年，2024年4月7日（周日），盧旺達當局在首都基加利開展了大規模的悼念活動，總統卡加梅燃點了火炬並向遇難者紀念碑獻上花圈。他在隨後的演說中批評國際社會當時的冷眼旁觀，令慘劇未被及時制止，卡加梅說道：「是國際社會辜負了我們所有人，無論是出於蔑視還是怯懦。」

是的，1994年，即使是在貧困落後的非洲中部，也不至於資訊完全閉塞。當時基加利有西方記者、外交官、聯合國人員甚至是維和部隊，屠殺是透過彩色照片和電視畫面在世人「眾目睽睽」下進行，然而卻沒有國家作出實際行動去制止悲劇。究竟這場當代慘劇是如何促成？或許我們需要回溯到事件的起因，以便從中汲取一些教訓。

一切要倒回19世紀末，歐洲列強瓜分非洲的高峯期。當時盧旺達及鄰國布隆迪先後淪為德國及比利時殖民地，而歐洲殖民者在到達後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為當地居民劃分「種族」。雖然在歐洲人來到之前，盧旺達本地居民已有圖西族（Tutsi）及胡圖族（Hutu）之分，但兩者其實文化、語言共通且世代混居、通婚，分野並不明顯。後世研究顯示，圖西族和胡圖族之間更多是階級差異而非民族差異，其中圖西族為人數較少的富裕階層，而胡圖族則是佔人口大多數的平民。

然而，在種族主義理論盛行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殖民者卻硬生生地要對當地居民作「種族」區分。他們選擇將膚色較淺、鼻梁較高的人劃分為圖西族；而膚色較深、鼻梁較矮的則劃為胡圖族。在種族主義理論的影響下，白人殖民者認為圖西族是古代遷至盧旺達的一支白種人後代，擁有較高智慧且血統接近白人因此更「高尚」；而胡圖族對殖民者而言則是不可教化的劣等種族。因此殖民者決定讓圖西族作為當地統治階層幫助殖民政府管治，而人口佔多的胡圖族則處於社會最低層，被剝奪更多的權利。殖民政府更將這種「種族」區分以法律確立並實施登記，使兩個原本界線十分模糊的人群一瞬間變得清晰且不可逆轉。

在殖民政府的政策歧視下，圖西族和胡圖族的資源不平等迅速惡化，雙方開始出現矛盾。雖然兩者均是殖民政府的剝削對象，但在兩族間製造不平等的矛盾，防止他們團結，無疑對殖民者控制當地更為有利。因此殖民者對兩族矛盾非但不管，更是推波助瀾。直至二次大戰後，非洲去殖浪潮不可抵擋。1962年7月1日，盧旺達脫離比利時管治正式獨立。

盧旺達獨立後，國內政治形勢迅速反轉，佔人口八成以上的胡圖族掌握政權，開始對圖西族展開清算。胡圖族政府繼承了殖民地的種族歧視政策，但歧視對象轉變為圖西族人，雙方不時發生衝突，大量圖西族人逃到鄰國。流亡烏干達的圖西族人最終組織武裝，在1990年反攻胡圖族政府，盧旺達內戰爆發。

正是在兩族內戰進行期間的1993、94年，胡圖族政府及激進民兵組織不斷透過電台宣傳一種被稱為「胡圖力量」（Hutu Power）的意識形態。該含有極端種族主義思想的意識形態鼓吹圖西族人是盧旺達的「叛徒」、「敵人」，應該加以消滅，圖西人更被冠以「圖西蟑螂」的污名化稱號。在電台的反覆宣傳洗腦下，不少胡圖族大眾被煽動走向激進。終於在1994年4月6日，胡圖族的盧旺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墜機身亡，胡圖族指控其座機是被圖西武裝蓄意擊落，在長期煽動的仇恨之下，形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胡圖電台鼓動族人動手殺光「圖西蟑螂」，震驚世人的大屠殺隨即展開。而在大屠殺中，除了圖西族外，「長得像」圖西人的胡圖人，以及同情、保護圖西人的胡圖人，均會遭到激進分子毒手。

在疏理大屠殺的前因後果後不難發現，整場慘劇背後最大推手，其實是人為製造的撕裂仇恨。殖民政府出於種族主義及方便管治的原因，在盧旺達人之間硬生生製造出族群矛盾；而獨立後的胡圖族政府，也許是認知不足、也許是出於報復、也許是為了權力，將這套製造矛盾的機制繼承並令情況加以惡化。而事件最令人震驚的是，參與屠殺者並非像是二戰德國般由軍警等政府機構主導，其中不少人只是被鼓動的普羅大眾。在盧旺達大屠殺中不少遇難者，均是被其曾經生活在同一社區內的鄰居、街坊，甚至親友，以開山刀、棍棒等原始武器殺害，可見這種人為煽動的對立，足以令普通人成為可以手刃熟人的惡魔。

其中，胡圖族電台RTLM在煽動仇恨的近因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除了不斷散佈各種謊言，並以「圖西蟑螂」的非人稱呼向胡圖人洗腦，令他們降低了殺人的心理障礙外；RTLM亦不斷提醒胡圖人要「當心你的鄰居」，製造一種「敵人就在身邊」的恐懼氛圍，最終將不少人的仇恨在屠殺中導向了自己的「異族」街坊鄰里，令參與屠殺者遠遠不止有胡圖族軍人及民兵武裝。

亦正是由於參與人數眾多導致局勢失控之廣，在當地駐紮的400名聯合國維和部隊根本沒有能力去作出過多干涉及制止。當時的維和部隊被收縮到只能重點保護在盧旺達的聯合國機構及外國人員，更有維和部隊士兵遭胡圖族武裝襲擊喪生。在維和部隊人力極度短缺的情況下，各國除了撤僑及提供醫療物資收容難民外，均不願意直接干涉局勢，而在該區影響力最大的法國，更一直被指摘在背後支持胡圖族政府。最終屠殺進行了長達三個月，直到圖西族武裝，由卡加梅領導的盧旺達愛國陣線在該年7月勝出內戰、掌控全國後，殺戮才得以終止。

對於國際社會的漠視，由事件改編的2004年電影《盧旺達飯店》中的一句對白，直接得來也許與真實相差無幾。片中，極力保護難民的維和部隊加拿大籍指揮官在收到外界不能為當地人提供更多協助的消息後，對電影男主角、為圖西族人提供庇護的胡圖族飯店經理羞愧地表示：「他們（西方）視你為塵垢……你是黑人，你甚至不是[在歐美的]黑鬼，你是非洲人。」而該加拿大籍指揮官角色本人達萊爾中將，也在現實中向傳媒表示，在他向外界極力求援失敗後，他得出了「並非所有人都會被平等對待」的結論。他表示在同時期發生且一樣涉及種族屠殺的南斯拉夫內戰中，聯合國及北約介入的部隊人數達到了6萬7千人，但他自己則只有400人。達萊爾更指，西方當時用「部族主義」來解釋衝突，並以「部族主義在非洲不可避免」為藉口，選擇了袖手旁觀。然而諷刺的是，當年為圖西人與胡圖人作明確「種族」分野的，正是歐洲殖民者。

回到30年後的今天，盧旺達雖然由勝出內戰的盧旺達愛國陣線一黨獨大至今，但該政權亦確實為癒合社會作出了不少貢獻。盧旺達政府取消了對圖西人與胡圖人作區別，不再在身分證上標記族群，亦致力於塑造共同的盧旺達身份認同。該國也在教育國民種族屠殺造成的禍害上投放了不少心力，雖然當下的盧旺達稱不上民主進步，但至少社會較穩定，經濟發展有起色，國民生活比上世紀的混亂殺戮，多了一絲希望。

然而回過頭來，也不難發現，在2024年的諸多國際乃至國家內部衝突之中，與盧旺達屠殺背後類同的人為撕裂因素，仍然無處不在。被蓄意對立的我者與他者、如「圖西蟑螂」般的煽動性語言及謊言，在世界各地依然遭好事者利用來製造仇恨、挑起矛盾。面對人道主義災難，國際社會也不見得有能力有意願凡事介入，而且受限於現實政治考量，即使介入，程度也會有親疏之別。或許30年來的教訓，就是人類總會重複犯錯，這種結論無疑是無奈的，也是悲觀的。但作為個人，倘若希望以微薄之力為社會送上那怕一點光明，或許最重要的是與人為善、堅守本心，莫讓偏見、仇恨衝昏頭腦。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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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於上周四（3月7日）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成為組織的第32個成員國。該國隨即與去年4月4日加入北約的芬蘭投入到冷戰結束以來北約最大規模的多國聯合軍演「堅定守衛2024」之中。瑞典和芬蘭這兩個長期外交中立的北歐國家，在去年和今年相繼加入北約，是俄烏戰爭的直接結果。其對俄羅斯的影響，或可以一句網絡潮流用語概括：「傷害不大，侮辱性極強」。

瑞典和芬蘭均為北歐富裕國家，經濟和科技水平均極為發達，而瑞典更是歐洲少數有能力自行研製坦克、戰機、導彈、艦艇等武器的軍工強國，其加入北約自然是對北約整體實力有所助益，而不像是再對上入盟的北馬其頓（2020）、黑山（2017）和阿爾巴尼亞（2009）等巴爾幹小國，更似是來沾北約的光。然而，在北約集體防禦的架構之下，以及與美、英、法、德傳統軍事強國相比，瑞典和芬蘭始終人口不多、軍隊規模不大，其加入未有為聯盟帶來質變，因此縱然北約整體實力會因而提升，對北約和俄羅斯的對抗局勢卻不會帶來太大的影響。

而且，瑞典和芬蘭兩國雖然名義上長期實施外交中立、不結盟，但在加入北約、拋棄中立國身份之前，外交取態實際上就已經是親近西方陣營，特別是瑞典。芬蘭在冷戰時期因為作為二戰戰敗國和接壤蘇聯的地緣因素，不得不嚴守中立政策，不得加入西方陣營，甚至是要配合蘇聯，壓制芬蘭國內的反蘇聲音，以此保障自身獨立（也就是「芬蘭化」政策的由來）。因此芬蘭至少要到冷戰結束後，才敢邁大步與西方強化合作，並在1995年加入歐盟。但瑞典即使是在冷戰時期，雖然沒有加入北約而宣稱「中立」，不過其強大且完備的軍工產業則一直有向北約成員國甚至美軍出售武器，而瑞典的整個國防戰略也是以抵抗蘇聯的潛在入侵而設定，因此瑞典當時雖非北約成員，顯然也是「準盟友」關係。

所以於俄羅斯而言，瑞、芬兩國其實從來就不是什麼親俄國家，也非其勢力範圍。此次入盟，只是將「口頭中立」帶來的僅餘灰色地帶抹去，展露出親西方陣營的實際姿態，卻沒有改變到兩國早已對俄提防的本質，也沒有改變俄羅斯早被北約圍堵的形勢。因此說兩國入盟對俄「傷害不大」，畢竟兩國在枱底下早已是西方陣營的一份子。

至於為何說「侮辱性極強」，則要由普沙皇念茲在茲的「俄羅斯榮光」說起。說來諷刺，俄羅斯的崛起也與瑞典關係密切。17世紀末、18世紀初，俄羅斯一代雄主彼得大帝眼見西方諸國憑海洋貿易與殖民致富，而俄羅斯卻因地理和氣候原因而缺乏不凍港，形同被封鎖的內陸國。因此彼得大帝決定整軍挑戰當時的歐洲強權瑞典，透過大北方戰爭從瑞典手上奪取波羅的海沿岸大片領土，並一舉取代瑞典成為新興的北方霸主。今日俄羅斯第二大城市、沙俄舊都聖彼得堡，就是建立在新佔土地上的不凍港，象徵着俄羅斯數世紀以來的海洋大國夢。

然而新入北約的瑞典和芬蘭，戰略位置卻正處於波羅的海，從聖彼得堡及加里寧格勒航向大西洋的路上。雖然俄羅斯在波羅的海方向早已因丹麥、德國、挪威及英國均為北約成員而處於被圍堵的形勢；但在之前，瑞典和芬蘭的中立仍為俄羅斯留下一點門面上的灰色空間。如今兩國加入北約，波羅的海形同成為北約內海，象徵着俄羅斯數世紀以來在該方向的藍海夢幻滅，這對極為重視俄羅斯歷史地位，經常將俄羅斯榮光掛在嘴邊，甚至不斷在鏡頭前向西方記者教授「俄國史」的普京而言，顯然是極為侮辱的。

而且，在俄烏開戰後，黑海艦隊屢遭重創，在黑海方向上對俄羅斯圍堵的形勢加劇，更顯出俄羅斯在戰略上有倒回內陸國窘態的趨勢。黑海是俄羅斯歷史上另一個重點擴張方向，由彼得大帝開始到葉卡捷琳娜二世，俄羅斯數代沙皇不斷在該區開疆拓土，為的依然是不凍港和走向海洋的大國夢。如今一南一北兩條海路被堵，只剩下沒太大商業價值的北冰洋出口和遠離俄國政經中心的太平洋出口，形同宣告俄國數世紀努力的破滅，無疑是對自視為俄羅斯新一代大帝的普京的一記耳光。

更何況，即使在蘇聯霸權主義擴張最頂峰的布里茲涅夫時期，瑞典和芬蘭也沒有加入北約。布里茲涅夫一向被視為蘇聯昏君，是蘇聯由盛轉衰的關鍵人物。他也沒辦到的事，如今卻在普京手上促成，更是凸顯出其在俄烏開戰一事上出現了嚴重的外交及戰略誤判。這對一心要成為蘇聯解體後，復興俄羅斯的偉人的普京，當然是一種奇恥大辱了。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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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除了對台灣有啟發外，於中共而言，也是極具參考價值的，畢竟很多可能會在潛在的台海衝突中出現的狀況，在俄烏戰場上均能找到影子。或許我們可以暫時放下本身的立場，嘗試代入中共的角度，去了解一下究竟其能在這場戰爭中學到些甚麼？

假若中共真的決定攻台的話，其中一個必然會發生的狀況，就是要面對西方強烈的制裁措施。回到俄羅斯全面入侵早期，中國的外交部門一度對事件的突然發生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不知作何表態。可以猜測，當時中方對事件的發展和形勢的判斷缺乏掌握，顯得有些猶豫。一方面，俄軍早期進軍迅速，甚至兵臨基輔城下，看似可以很快戰勝；另一方面，歐美的制裁來得既猛且烈，西方企業紛紛急速離俄，盧布急瀉，又看似會重創俄國經濟。中國官方一開始對戰事抱有很大的觀望態度，既不願跟隨西方加入譴責和制裁俄羅斯的行動，又不敢完全站在俄羅斯一方，懼怕會被歐美一併制裁。這大機率是因為中國當時摸不清形勢走向，除了說些「希望雙方和平解決問題」之類的場面話外，就不敢輕舉妄動。直至後來形勢開始清晰，中方才確定了態度。

若說中國當時因為不清楚歐美制裁的力度、甚至會否直接出兵而舉棋不定，那麼在開戰兩年之後，中國在俄羅斯的前車之鑑上學到了甚麼？最明顯的一項，就是中國加速了建設一套可以在緊急情況下即使遭歐美封鎖仍能正常運作的經濟體系。習近平提出「內循環」概念時雖然是2020年，要比俄烏開戰早，且主要是因應美國貿易戰而作出，但俄烏戰爭明顯令中共更強烈地意識到構建一套獨立體系的重要性，並因此加速了其進程。雖然中國官方一直強調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而非要與國際脫勾，但這顯然只在和平時代可行。和平年代自然是可以利用「國內國際雙循環」來促進經濟、賺取外匯，但一旦進入戰時被封鎖狀態，就只能依靠自身的體量運行，因此，強調「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為了預防封鎖，至於為何而準備，清晰不過。

將這句口號化為現實，可以清楚見到中國目前正在幾個範疇加速推進。首先是國產高新科技的突破，不論是晶片、航空引擎還是大型飛機等，中國正追求在所有重點工業項目上均有國產能力，因此亦不惜工本大力投資。中國在這些項目上未必將經濟效益放在首要位置，但就強調一定要有，目的就是在需要時可以不必依賴進口，自成一角亦能令工業體系有效運行，這對支撐戰爭尤其重要。而事實上，俄羅斯能應對北約援助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其具備一個相當完整的工業體系，儘管其產品質素未必是最好，但至少俄羅斯有能力生產關鍵裝備以支持戰事。當然，中國輕工業製造的民用產品大量銷往俄羅斯也助其填補了部份工業產能的缺口。

其次是強化金融系統的獨立性，強調將「金融安全」置於金融政策的首要地位。這樣做自然是為了預防美國金融制裁的長臂管豁，並在有需要時可以令金融交易完全繞過美國進行，以避免像俄羅斯、伊朗那樣，一被制裁，連普通民眾的信用卡也用不了的困境。而將人民幣國際化，希望與一些國家的雙邊貿易改以人民幣而非美元結算，也是為在被金融制裁的情況下可以與一些非西方的友好國家維持貿易作準備。此外，在農業政策上強調提高糧食產量、糧食自給率的「糧食安全」以預防糧食封鎖。在能源政策上強調「能源安全」，加大對核能、水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等的投資，除了環保考量外，也是為了盡量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畢竟化石燃料都是戰略物資，而中國對化石燃料的需求巨大，一直要依靠進口來填補，而這在戰時並不一定安全。

除了加快構建可以在戰時「閉環」的體系以應對制裁外，俄羅斯另一個給予中國的重要教訓體現在對戰事的心理準備上。俄軍乃至俄羅斯民眾在開戰早期毫無心理準備，不知為何而戰、抗拒戰事甚至反對戰事，均令俄羅斯在戰爭早期的組織上陷入混亂。一些俄軍在無被告知的情況下突然來到烏克蘭，又以為自己會被當地百姓歡迎，甚至是後勤單位也沒有準備妥當，均令到俄軍首波突襲因組織極度混亂而變得嚴重低效、錯漏百出。而這種情況若是發生在渡海作戰中，將會更為致命。因此中共宣傳口近來便積極強化民族主義以及備戰宣傳，特別是對內就台灣問題宣傳的方向上，態度要比以往更強硬，「兩岸一家親」的內容有所淡化，「打擊台獨勢力」的方向就屢屢被強調，而這在賴清德當選之後就更甚。至於一些官方不便親自宣傳的「仇台」內容，就透過民族主義憤青、五毛黨的渠道散發。這並不表示中共馬上就要攻台，但對民眾以及官兵作長期思想準備、潛移默化，就能在有需要開戰時降低拒戰阻力，因為民眾以及官兵在長期灌輸下已對戰事作一定心理準備。

此外，去年峰迴路轉的瓦格納兵變事件、普里戈津與國防部爭權，甚至是想脅迫普京的情形，也會是中共重點防備的突發情況之一。中共向來強調黨指揮槍，像瓦格納這種編制外的傭兵部隊在中共的軍事指導思想下是沒有存在空間的，但這並不代表解放軍內部就不會出現異見。因此，加強對解放軍將領的控制，強化黨中央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對捍衛權力至關重要。事實上，習近平自去年起就對解放軍高層展開新一輪清洗，多名高級將領乃至國防部部長李尚福下馬，顯然並不只有貪腐的問題，當中必然涉及政治忠誠的問題。甚至連前外長秦剛的事件，也有傳是與解放軍相關。強化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不容許任何擁兵自重的情況出現，會是中共持續進行的工作之一。

在目睹了兩年生靈塗炭的戰事後，或許我們更希望中共從俄烏戰爭中學到的教訓，是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韙主動開啟戰端，否則就要承擔被圍堵制裁的後果，甚至失去不少艱苦得來的建設成果。然而，中共是否會接收並接受這個訊息，實在是外人難以預料。歐美在俄烏戰爭中沒有直接派兵參戰，美國甚至在援烏問題上陷入黨爭，或許會令中共認為美國也不會貿然出兵台海，從而增大其冒進的風險。然而台灣對於美國的戰略重要性要遠高於烏克蘭，且美國兩黨對華的態度相對一致，以烏克蘭局勢來判斷美國一定不會在台海衝突中出兵，未必準確。中共在此中究竟讀取了甚麼訊息、作出了怎樣的判斷，關係到兩岸千萬人的性命財產。也許只有當俄羅斯敗走，在失利的情形下結束戰爭，才會給予到中共最顯而易見的警示。然而以目前戰局僵持的形勢，戰爭很難在短期內終結，至於其會如何終結，就更是未知之數了。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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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即將於本周六（2月24日）屆滿兩周年。這場21世紀以來最現代化、規模最大、交戰雙方裝備水平最接近的全面戰爭，一直備受國際關注。其過程由俄羅斯的突然全面開戰，到其首輪大規模攻勢受挫，再發展到現在的僵持狀態，可謂峰迴路轉。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台海兩岸亦密切注視着局勢的發展，畢竟俄烏形勢與台海不乏相似之處，可以為海峽雙方提供不少借鑑。那麼，打了兩年的俄烏戰爭，究竟分別給台海兩岸上了一堂怎樣的課？或許我們可以先從其為台灣帶來的警示說起。

俄烏形勢與台海局勢其中一個最直觀的共通點，就是對立雙方的技術水平差距未到壓倒性，但體量差距巨大。俄羅斯與烏克蘭均是承接蘇聯軍備為主，而且蘇聯不少重要軍工產業均為烏克蘭繼承（如製造飛機的安東諾夫設計局、製造坦克的莫洛佐夫設計局、可造航母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廠等），雙方在同一基礎上發展，亦都因為經濟原因而沒有取得多大改變。然而即使是大至導彈、坦克、火炮，小至槍械、單兵裝備等均是大同小異甚至一模一樣，俄羅斯不論在兵員及裝備數量上均對烏克蘭有碾壓性優勢。也就是說，如果不靠外部援助，單對單的情況下，俄羅斯憑消耗戰就可以耗贏烏克蘭，而這情況亦正正反映在當前形勢之中。縱使俄軍於開戰早期因為各種戰略錯誤而攻勢受挫，但體量巨大的俄羅斯有本錢去承受這些損失，而當俄羅斯改變戰法轉入消耗戰，烏克蘭能苦苦支撐兩年且得以勉強維持戰線，西方援助絕對是關鍵因素。

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體量差距，要遠比俄烏為大，而且在裝備水平上，解放軍近十年有質的飛躍，而台軍大部份仍是老舊的二手美製裝備，早年的技術優勢已是蕩然無存。因此一旦雙方交戰，在質無法取勝、量又不足的情況下，外部援助對台灣的重要性只會更高，特別是其美製裝備需要美製零件補給的情況下。然而，台灣作為一海島，雖有海峽天險，取得外部補給難度卻也要比烏克蘭高。烏克蘭國土遼闊且戰火集中在東部，西方物資可以從西部陸路邊界源源不絕進入，空運亦有十分巨大的空域不受俄軍威脅。而台灣要比烏克蘭小得多，且補給只能以海、空進入，一旦開戰，極可能會遭解放軍海空力量壓制封鎖，其補給線並不安全。

而且，這情況在解放軍航母編隊越發成熟的形勢下只會越來越差。解放軍艦隊近年經常進行繞台訓練，目的就是要熟習台灣東部海域情況，因為一旦開戰，這必然是解放軍航母部署以阻截外援的位置。解放軍單憑在沿海各省部署陸基空中力量便足以覆蓋整個台灣西海岸，且航母在不寬闊的海峽亦很易成為打擊目標，因此其航母編隊必然會在首階段就迂迴至台灣東部，打擊台灣部署在東部的後備機場等「縱深」設施，並在隨後成為阻截外力介入的力量。要如何應對這樣的封鎖，將會是個令台灣十分頭痛的問題。

即使解放軍未能成功封鎖台灣東部海域，但台灣所有大型港口因為地理原因均在西海岸前線，東部缺乏可以接納大量物資的港口設施，而台灣空域狹小又定必會處於解放軍威脅之下，因此如何維繫外部補給的生命線，事關成敗。即使美軍真的出手介入，除非美軍能快速重創解放軍海空力量，這個問題一樣會存在。可以說，對登陸部隊的補給是解放軍攻台會面對的難題，而台灣取得外部補給的難度，絕對不會比解放軍所面對的低。

除了要面對被封鎖的難題外，台灣幾乎等於沒有的縱深也會令其面對比烏克蘭更複雜的困境。台灣在重型裝備上很大程度需要依賴外援，然而本島也需要確保在戰時維持一定的武器生產和維修能力，以確保台軍能在已被登陸的困境下支撐，特別是無人機及單兵導彈等一類本小利大的高效武器。中國目前是全球無人機生產大戶，俄烏交戰雙方均有從各種渠道引入中國製無人機或零部件，然而台灣則不可能從這種渠道取得，且戰時無人機消耗甚巨，因此自產成為了一個必須擁有的能力。事實上，台灣國防部近年來正加速推動國產無人機發展並增加採購，然而如何確保產能在戰時能繼續運作，也是一道要認真面對的課題。另外，台灣目前亦缺乏像單兵反坦克導彈這類武器的生產能力，而以台灣的科技水平不論是自研或引進生產線均理應有能力做到，這類輕武器若能擺脫完全依賴外部進口，將對台灣戰備力量及持久作戰能力有所提升。

當然，對台灣而言，一旦開戰，最理想的狀態自然是在海上就成功阻截解放軍的渡海行動。然而這必須要依靠台灣海空軍在海峽上取得海、空優勢。問題是即使是台灣最先進的F-16戰機也很難保證在面對解放軍時擁有質的優勢（量更一定不足），而台灣海軍艦艇更是老化嚴重，因此台灣很難在戰機、戰艦上與解放軍對稱競爭。或許烏克蘭的不對稱作戰手段，會是台灣值得借鑑的案例。

烏克蘭在丟失克里米亞後已近乎沒有海上力量，然而憑藉導彈及無人艇，仍屢屢重創俄黑海艦隊。雖然烏克蘭對黑海艦隊的打擊更多是提振士氣而非實質上影響戰局（黑海艦隊在戰前已因戰略位置差劣而成為俄四大艦隊中不被重視者，裝備及資源均排在最後，且在俄烏戰爭期間長期泊港，作用甚低），但對台灣而言，能對解放軍海軍取得戰果則有巨大的實際影響。因此，強化反艦導彈、防空導彈和無人艇能力，對台灣來說，會比嘗試與解放軍海空軍作對稱競爭更切合實際。而烏克蘭對克里米亞大橋，甚至是俄羅斯西部城鎮的打擊，將之轉化成台海背景，則是台軍需要強化其打擊中國大陸沿海港口、機場等關鍵設施的能力。若是能夠重創港口設施，勢必對解放軍登陸和補給造成實際影響。

當然，對台灣而言，最理想的情況是不開戰，然而這個主動權很大程度上不在台灣手中。繼續強化國際外交、增強阻嚇力量，自然是應該的大方向。而避免主動挑釁、維持一定接觸、降低雙方戰略誤判和擦槍走火的機會，也是台灣出於務實而應該採取的行動。畢竟《兵法》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能在維持自主的前提下儘量避免戰爭，對台灣人民來說，才是最大的福祉。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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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一屆立法院於2月1日（周四）舉行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由於本屆立法院沒有任何一黨有單獨過半優勢，選前形勢一度充滿懸念。手握關鍵少數的民眾黨在大選結束後就以國會改革倡議向兩大黨喊話，明言誰支持其提倡的國會改革，民眾黨就可能支持誰當院長。然而擾攘一輪之後，「藍白配」或「綠白配」均沒有成事，民眾黨最終推出自己的立法院正副院長候選人，並決定在第一輪投票無人過半（三黨各支持自己候選人的必然結果）後的第二輪投票中棄權。由於第二輪投票只需選出最高票者，結果自然是由立法院第一大黨的國民黨以54票分別拿下正、副院長之位。前高雄市長、2020年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出任立法院院長，政治學者出身的資深議員江啟臣則出任立法院副院長。

國民黨雖然沒有掌握議席過半優勢，但控制立法院正副院長之位，對賴清德施政的制衡效果相當明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分庭抗禮，放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是一個挑戰，而在藍綠高度對立的台灣則更甚。若然院長之位是由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一類溫和派人物出任，可以在對立的兩黨之間維持一些溝通，政爭雖然依然激烈，但大抵可以維持住一定的運作。不過，新當選的韓國瑜與賴清德分別為黨內深藍深綠的代表人物，意識形態南轅北轍，要形成對話合作幾無可能，因此可以預期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台灣的藍綠政爭將越演越烈，有增無減。

而這亦會反映在民眾黨帶頭提出、國民黨部份附議的國會改革倡議之中。國會改革細節繁瑣、涉及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在此難以詳述。但簡單而言就是民眾黨和國民黨均希望強化立法院權力，以加強對行政機關的箝制，而民進黨現階段則明顯不歡迎相關提案，背後原因倒也簡單，因為民進黨只掌控行政機關，而非立法機關，他們顯然不希望事事被掣肘。當然，國會改革的提議和討論本身是有利台灣完善政制之舉。不過現階段就國會改革的討論中，各方均近乎是以位置決定立場，將政制討論變為權力鬥爭，大有展開另類「（總統）府（立法）院之爭」的勢頭，這個趨勢將如何影響台灣未來四年的施政走向，值得密切留意。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點則是韓國瑜如何處理國會外交事項。雖然外交事務主要由行政機關的外交部處理，但立法院與他國議會之間的對等外交，亦一直有在進行。據台灣《聯合報》統計，剛卸任的立法院院長游錫堃在位四年間，即使碰上疫情，仍有79國、229個訪問團，共3400人訪問過立法院；而他也曾以國會議長身份訪歐，並與法國、立陶宛、捷克等國交流。「讓世界看見台灣」一直是民進黨政府的外交口號和引以為傲的外交政績，而韓國瑜作為新任議長，勢必要承接此等職責。一直被民進黨質疑「親共」的韓國瑜會如何處理此等事宜，若有機會外訪會如何表現等，將一定會被民進黨和台灣輿論放大檢視。而曾經在訪港期間到訪中聯辦的韓會否再與大陸官員公開接觸，甚至與全國人大委員長來個「兩岸議長會面」，雖然機會甚微，也是個值得留意之事。

至於第三點，則是民眾黨未來的走向。民眾黨在此次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中「保持中立」，未有支持藍綠任何一方，一方面固然是協商沒有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大選才剛過不到三周，其有政治需要向其選民展示其獨立第三勢力的姿態。但民眾黨在未來的政策、議案中不可能每次都「中立」、棄權，其必然會有機會在某個議題上與其中一黨合作，而民眾黨此等長期走向，是不斷搖擺，或長期與一黨形成聯盟，甚至是成功以關鍵少數地位「四兩撥千斤」，令其中一黨在某議題上對其妥協，均是值得長期關注之事。

棱角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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